十六岁那年夏天，陈廷禧考进了全市最好的高中。
开学第一天，班主任让他上台做自我介绍。他站起来，语气平淡地说了一句“我叫陈廷禧，请多关照”，然后就坐下了。
他的同桌是个家境不错的男孩，第一天热情地给他带了瓶酸奶，想交个朋友。他把酸奶放在桌角没有碰，说“我不喝甜的”。那瓶酸奶在桌角搁了整整一周，直到那个男生自己讪讪地收了回去。
此后三年他独来独往，从不参加聚会，从不加入任何小团体。偶尔有人在背后议论他的家世——陈家的独孙，听说他父母早就面和心不和。他听在耳朵里，不做任何反应。他已经学会了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件事上：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强，更冷，更无懈可击。
十七岁那年秋天，母亲做了手术。
是子宫肌瘤，不算大，但位置不好，医生建议手术切除。他放学后一个人坐公交车去医院，在病房外听见母亲在打电话，跟电话那头的林叔叔说“没事的，就是个小手术，不用过来”。她说了三遍“不用过来”。他收回推门的手，靠在走廊的墙上，盯着对面墙上的消防疏散图看了很久。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很刺鼻，有几个陪床的护工在不远处小声交谈。他把目光从疏散图绿色的逃生路径上移开，转身下楼，去缴费窗口用把住院费交了。办完以后他给林叔叔打了个电话，说，妈明天手术，你来一趟吧。不等对方回答就挂了。
他没有进去，他知道妈妈不想让他看到她虚弱的样子，也有更想见的人。心里那种无法用公式推导、无法用武力镇压的感觉又冒了出来。他讨厌这种感觉。他待在医院楼下的便利店里，坐在靠窗的位置，把接下来两周的功课提前看完，窗外有救护车闪着灯无声地驶过，玻璃隔掉了鸣笛的声响。
那一年，他照例随母亲出席了几次家族公开场合的应酬。父亲也在场，穿着母亲提前让人熨好的衬衫，替母亲挡酒，扶她下台阶，在镜头前把外套披在她肩上。他站在几步之外看着，没有任何表情。等酒会散场，父亲上了另一辆车，母亲在车里开始接林叔叔的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他坐在副驾驶上，偏头看窗外。他觉得这一切荒谬极了，但他不说。他知道母亲维持这个假象是为了他——为了他在陈家的位置不被父亲的污点拖累，为了他将来接手那些东西时没有人能拿他父母的婚姻做文章。
那年冬天，三叔送了他一块怀表。
怀表是旧的，银壳上有细微的划痕。三叔说，这是他年轻时候在国外淘的，不值钱，但是走得准。陈廷禧接过来，打开表盖。表盘上的指针安静地走着，秒针每跳一下都精确到让人心安。他合上表盖，说了声谢谢。三叔拍拍他的肩膀说，“小禧，你比我聪明。但你太冷了。冷有时候是好事，太冷就不一定了。”
他没有反驳。只是在心里想，不是他选的。是从小到大，没有人给过他选择。
除夕那天，他回老宅吃年夜饭。席上父母并肩坐着，配合默契地为彼此夹菜；大伯和母亲各自客套，二叔喝多了又开始吹嘘自己当年的创业史，三叔照旧坐在角落里慢悠悠地喝一杯酒。大伯母忽然提起了林叔叔——话头起得很随意，像是在聊一件无关紧要的旧事。母亲夹菜的手停了一下。父亲本能地看向母亲，母亲已经恢复了从容，替他斟了一杯酒。三叔没有说话，只是端起酒杯，朝大伯母的方向递了递，说，嫂子，这一杯我敬你。说这话时脸上在笑，语气却像在递一把刀子。席上的气氛骤然冷了下来。大伯母讪讪地喝完了杯中酒，再也没提这个话题。
十八岁那年秋天，他以全市前十的成绩考进了一所顶尖大学。陈爷爷亲自给他打了个电话，是打到客厅座机上的。家里的电话很少响，他抄起听筒时还以为是母亲单位打来的。陈爷爷的头一句是“廷禧”，他捏着话筒站直了身子。
“成绩不错。”
“谢谢爷爷。”
“大学不是终点，你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将来用得到多少，要看你自己的本事。”
“明白。”
电话挂断后他站在客厅窗边站了一会儿。陈家大宅院墙外的银杏叶黄了一半，被风抖落在车道上。他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在书房里听大人议事，爷爷拿着一份内部报告对三叔说，你们兄弟几个，都没有这个外孙让我满意。从现在开始，他不再是那个只能坐在角落里旁听的人了。
入学后，室友在宿舍打牌，他在通宵自习室里读一本已经绝版的德文经济学教科书。同楼层的同学都和他没什么交集，有人在背后说他“傲慢”，他其实只是不想浪费时间。
外公给他设置了一道竞赛题，参赛的有几十人，分别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商学院。他的对手们摩拳擦掌想在比赛中大展身手，每个人都提了一份漂亮的计划书，语气热烈而虚浮。他坐在会议桌尽头的椅子里，听着他们的讨论，始终没有插话。他只是把笔记本电脑屏幕转了半圈。上面是一份精确到他决赛对手公司的季度负债分析——他用几个通宵的时间，从公开数据中逆向推算出对方最脆弱的供应链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了整支队伍的策略。
会议室静了很长时间。
“你又不是企业经营的怎么知道，只不过是一个——”他们自觉噤声。
“是不是不重要，”他说，“我手上得有能让你们公司倒闭的东西。”
最后拿到奖品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酒店房间的窗前，看着陌生城市的夜景。手机亮了几次——三叔发来一句恭喜。他回复了一遍，然后按灭屏幕，把脚边的啤酒罐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