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往北走，路越来越难走。

沈砚的脚上磨出了水泡，破了又结痂，结了痂又磨破。他用布条缠着脚，一瘸一拐地跟在陈友德后面。陈友德走得很快，步子又大，沈砚要小跑才能跟上。

“慢……慢点。”沈砚扶着腰，气喘吁吁。

“这才走了三十里，你就受不了了？”陈友德停下来，回头看他，“还有好几百里路呢。”

沈砚弯着腰，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气。他的衣服早就被汗浸透了，贴在身上，黏糊糊的。太阳很大，路边的树很少，连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

陈友德从腰间解下水囊，扔给他：“喝点水，歇一歇。”

沈砚接住水囊，拔开塞子，灌了几口。水是温的，带着皮革的味道，但总比没有好。

“陈大哥，你当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熬？”陈友德找了块石头坐下，“俺不是熬过来的。俺是活过来的。”

他从怀里掏出干粮，掰了一半递给沈砚：“在军营里，没有人管你累不累，也没有人管你受不受得了。上面说走，你就得走。上面说打，你就得打。你要是停下来，就只有死路一条。”

沈砚接过干粮，咬了一口，硬得硌牙。他慢慢地嚼着，喝一口水，把干粮泡软了再咽下去。

“俺刚进军营的时候，跟你一样，细皮嫩肉的，走几步路就喘。”陈友德看着远处的山，“后来走多了，就好了。人的身子，贱得很。你越娇贵它，它越不中用。你把它往死里使，它反倒结实了。”

沈砚看了看自己的脚，布条上渗出了血。他没有说话，把最后一口干粮塞进嘴里，站起来：“走吧。”

陈友德看了他一眼，咧嘴笑了：“有点意思了。”

他们继续往北走。又走了五天，到了黄河边。

沈砚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河。河水浑浊，黄得像泥浆，翻滚着，咆哮着，像是要把一切都吞没。河面上有船，但船很小，在波涛里摇摇晃晃，像是随时会翻。

“这就是黄河？”沈砚站在岸边，看着那条奔腾的大河，声音有些发颤。

“对，这就是黄河。”陈友德站在他旁边，“俺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吓得腿软。”

他们等了一个时辰，才等到一艘渡船。船老大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脸上全是风霜刻出的皱纹。他看了看沈砚和陈友德，说：“一人十文。”

“十文？平时不是五文吗？”陈友德瞪着眼。

“平时是平时，现在是现在。”船老大指了指河面，“你看看这水，涨了多少？这时候过河，是拿命在赌。十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陈友德骂了一句，还是掏了钱。

船很小，只能坐五六个人。沈砚和陈友德上了船，另外还有两个商贩，一个带着货，一个带着孩子。船老大撑着篙，船慢慢地离开了岸边。

一进河心，船就开始剧烈地摇晃。浪头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溅得沈砚浑身是水。他紧紧地抓着船舷，手指关节都发白了。那个带着孩子的商贩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孩子的哭声被风声和浪声盖住了。

“别怕。”陈友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抓紧了，别松手。”

沈砚咬着牙，点了点头。

船在黄河上颠簸了将近一个时辰，终于到了对岸。沈砚跳下船的时候，腿软得几乎站不住。他跪在岸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陈友德站在他旁边，看着他，没有笑话他。

“走吧。”陈友德说，“过了黄河，就快到了。”

沈砚抬起头，看着北方的天空。那里的天比绍兴的低，云也比绍兴的厚。风从北边吹来，带着一种陌生的气息——干燥的，粗糙的，像砂纸一样刮在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