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展厅回来的路上，江屿白一直抱着那把古典吉他。

车窗外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往后退，他坐在副驾驶上，手指无意识地抚过琴颈上那道被岁月磨得温润的漆面。这把琴他在初中时每天练到手指发红，大学时带着它搬过三次宿舍，组建乐队以后把它挂在工作室红砖墙最趁手的位置。

它身上每一处磕碰他都记得来历——琴码旁边那道是高中元旦晚会后台被同学碰倒的，指板边缘那处磨损是练一首难度很高的曲子时反复推弦留下的。上个月他把琴挂上交易平台的时候，对着它坐了一整个晚上。

现在它重新回到了他手里。

沈听开车的时候没有说话。他的左手握在方向盘上，右手搁在换挡杆旁边，偶尔在等红灯的时候，偏头看一眼旁边那个抱着吉他像抱着猫一样小心翼翼的人。他的眼神很平静，但在车内极暗的光线里，嘴角有一个极细微的上扬弧度。

回到公寓，沈听换了拖鞋，把车钥匙放在玄关的托盘里。江屿白跟在他后面进门，手里还抱着那把琴，站在客厅中央，环顾了一圈——折叠床还在书房里，茶几上放着他没带走的那半管祛疤膏，冰箱门上的便利贴还是他上个月写的“鸡蛋只剩两个记得买”。这些东西都在原位，和他离开之前一模一样。

“坐。”沈听指了指沙发。

江屿白把吉他轻轻靠在沙发扶手旁边，坐下来。沈听没有坐，他走到设计台前，拿起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回来放在茶几上。纸袋上没有任何标记，封口处用细细的棉线绕了两圈。

“这是什么。”江屿白问。

“你先看。”

江屿白拆开封口，抽出里面那叠文件。他看了第一页，又翻了两页，然后抬头看向沈听。他的表情不是惊讶，是某种被触动的迟钝——像拨片划过琴弦时那一瞬间的迟疑。

文件里是程恪旗下博雅公关的财务漏洞分析、几桩未公开的商业纠纷和解协议存档，以及程恪家族集团与那些公关黑产之间的转账记录。每一页都有第三方调查机构的公章和律师审阅过的批注，清晰、确凿、不容辩驳。

“这些东西——”

“寄出去了。”沈听的声音听不出情绪，在江屿白对面坐下，双手交叠搁在膝上，“你卖掉那些琴为他垫的钱，我讨回来了。他的公关公司本身就有很多漏洞，我只是把疏漏和事实整理清楚，转给了相关的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他在国内这个行业里，不会再有机会。”

江屿白低头看着那叠文件，手指慢慢翻过最后一页，然后把手放在自己膝盖上。他好像花了一些时间才把信息吸收清楚，然后将吉他往旁边让了让，身体往前微倾：“所以你是说，你收集了他公司的资金漏洞，又把他和相关资金链之间的痕迹清整了，让相关规则和执法部门去做剩下的事？”

“可以这么理解。”沈听端起茶几上的水杯，“我对钱不算很敏感。我名下的资产有专门的人在打理。但我不做冤大头。他让你折了多少，我就从他手中的资产里全部讨回来，算上利息。”

江屿白看着他。这个人在说“利息”的时候，就像在工作会议室里和项目部讨论预算时一样。他把牛皮纸袋放在膝上，手指无意识地在纸袋的边缘搓了搓，忽然笑了一下。那声笑很轻，带着点还没消化完全的意外，更多的却是某种他还没想好怎么命名的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