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之在汽修厂门口擦手的时候，看到柏吴的车回来了。

他放下扳手，迎上去。柏吴把车停好，熄了火，推开车门的动作有些迟钝。梁实之注意到她穿着一件明显不是她的外套——男人的款式，偏大，颜色是深灰的。她的脸很白，嘴唇也没有血色，眼睛里有一种游离的、发着虚的光。

“怎么了？”他走上前，弯腰看她的脸，“你脸色不好。”

“没事，”柏吴说，“有点感冒。”

梁实之伸手探了探她的额头，烫的。他的手比她大很多，指节粗壮，布满老茧和机油渍，但动作很轻。“你发烧了！”他皱起眉，“烧成这样还开车回来？谁让你走的？”

“我妈病危。”柏吴说。

梁实之的手顿了一下。他没有再问，转身去车里拿了一条毛毯——他车上常备着，偶尔在厂里值夜的时候用。他把毛毯披在柏吴肩上，然后从口袋里摸出手机。

“我打给你梁叔。”

“不用，”柏吴拦住他，“我自己跟他说。”

梁实之看着她拨通了梁平之的电话，简短的几句话之后挂了。她靠在车门上，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说：“梁哥，谢谢你的车。我先去医院。”

“我送你。”梁实之说。

“不用，我开——”她指了指卡罗拉。

“你这个样子开车，是想出车祸吗？”梁实之难得用这种严肃的语气说话。他把自己的工具车从车位里挪出来，那辆灰色的皮卡，车斗里堆着轮胎和工具箱。他拉开副驾驶的门，“上车。”

柏吴张了张嘴，没有拒绝。她上了车，把毛毯裹紧，靠着车窗，闭上了眼睛。

梁实之发动车子，皮卡发出一阵低沉的轰鸣。他开得很稳，不急不躁，过弯的时候减速，避让坑洼的时候方向盘转得恰到好处。他偶尔侧头看一眼柏吴，她靠在椅背上，呼吸均匀，似乎睡着了。眉头却是微微皱着的，像是在做什么不安的梦。

他认识柏吴快五年了。第一次见面是在梁平之的艺术中心，她来送画，扎着马尾，背着书包，安安静静地坐在长椅上喝茶。他记得她那时候很小——不，不是小，是瘦。瘦得像一根被风刮剩的树枝，但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亮，但沉，像河底的石头，被水冲了很多年，棱角都磨圆了，却还是硬的。

他那时候对她没有别的想法。只是觉得这个女孩不容易。后来从哥哥梁平之口中断断续续听到一些事——她的家庭，她的母亲，她那个不肯认她的父亲，她那个被留在柏家长大的哥哥。每一件事单独听都不算什么，合在一起，就像冬天河面上的冰，一层一层地冻起来，厚得砸不开。

他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她的。也许是某次在艺术中心帮忙的时候，看到她低着头画画，画了好多马，每一匹马的眼神都不一样。他站在她身后看了好一会儿，她都没有发现。她画画的时候是看不见周围的人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笔下的那个世界。

他对她是什么感情？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心疼？欣赏？还是某种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近乎爱慕的东西？他是开汽修厂的，二十七岁，上了大学就出来做事，手上没有拿过画笔，嘴里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他看到柏吴的画，只觉得好看，却说不出好看在哪里。他看到柏吴脸上偶尔露出笑容，会觉得那笑容很珍贵，像荒原上开出的花。

但他从来没有说破过。他知道自己跟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她的世界是画布、色彩、线条、光影，是母亲尖锐的言语和父亲缺席的冷漠。他的世界是扳手、千斤顶、机油、轮胎，是每天跟不同的车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粗粝，直接，没什么弯弯绕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