蕙出生的那年，村里闹饥荒。

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产婆把她从血污里抱出来，看清是个女婴时，屋里就只剩下叹息。

父亲在门外抽了一整夜旱烟，第二天清晨推门进来，对还在炕上虚弱的母亲说：“送走吧。养不起了。”

母亲没哭，只是把脸转向土墙。她知道“送走”是什么意思——不是送去哪户人家，是扔到后山的野坟岗。那年头，女婴被“送走”的太多。

但祖母拦住了。

那是个干瘦如柴的老太太，一辈子生了五个女儿才得一个儿子，儿子又只生了三个孙女。她抢过襁褓，声音沙哑：“我养。”

“娘！多张嘴吃饭——”

“我少吃一口。”祖母抱着蕙，浑浊的眼睛盯着儿子，“你也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怎么，现在嫌女娃多余了？”

蕙就这样活了下来。

祖母没什么可以教蕙的——她自己也不识字，一辈子围着灶台转。但她会给蕙讲故事。

不是才子佳人，也不是忠孝节义。是些零碎的、被主流话本筛掉的边角料。

“从前啊，咱们村出过个女猎户。”祖母一边纳鞋底一边说，“男人都进山打狼，她就一个人进山，打得比男人还多。村里男人不服气，说她用了邪术。结果呢？第二年狼群下山，还是她一个人守住了村口。”

蕙缩在灶膛前添柴，眼睛亮亮的：“后来呢？”

“后来啊，”祖母压低声音，“她被官府‘请’去问话了，再没回来。”

“为什么？”

“因为‘女子不该这般’。”祖母摸了摸蕙枯黄的头发，“丫头，记住了——有些事，你能做，但不能让人知道你能做。”

蕙似懂非懂，但她记住了那个女猎户。夜里做梦，总梦见自己握着比她人还高的弓。

祖母在蕙七岁那年走了。

临去前，她把蕙叫到炕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小布包——里面是三个磨得发亮的铜板，和一本破旧的《千字文》。

“这是我年轻时……帮隔壁秀才娘子洗衣裳，她偷偷给我的。”祖母声音已经气若游丝，“她不识字，她男人更不许她识字。她说，这书留着没用，给我烧火用……我没烧。”

她把书塞进蕙手里：“藏好。别让人看见。”

第二天，祖母就没了。

父亲要把蕙送到邻村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快十岁不小了，能干活了。”他这样说时，没看蕙的眼睛。

蕙没闹。她只是抱着那本《千字文》，在送她走的牛车上，趁着夜色跳了车。

她记得祖母说过的话：“有些事，你能做，但不能让人知道你能做。”她现在知道了——逃跑，就是她能做的事。

蕙在山脚找到一间废弃的茅屋。

屋顶漏雨，墙壁透风，但她很满意。这里离村子足够远，没人会来；离山林足够近，有野果有野菜，偶尔还能在溪里摸到小鱼。

最重要的是——这是她的地方。

她用茅草补屋顶，用泥巴糊墙缝。从林子里捡来废弃的鸟窝当枕头，用宽大的叶子编成小毯子。她还给自己划了“领地”——门前三丈内是她的院子，她每天清扫；屋后那片野莓丛是她的“果园”，她定期浇水。

最珍贵的，是她在屋角发现了几个陶罐。

大概是之前住在这里的人留下的，破了口，但还能用。蕙用它们装水、存野果，最大的那个，她用来养她捉到的昆虫。

是的，蕙喜欢虫子。

起初是因为饿。她发现有些虫子可以吃——蚱蜢烤了很香，蝉蜕能泡水，蚂蚁卵煮汤有股特别的鲜味。后来就不止为了吃了。

她观察它们：蚂蚁如何齐心协力搬走比她指甲还大的食物残渣；蜘蛛如何耐心织网，哪怕风雨一次次把网打破；毛毛虫如何把自己裹进茧里，再破壳而出变成完全不同的模样。

“你们真好，”她常对罐子里的蟑螂说话，“没人规定你们该怎么活。想爬就爬，想飞就飞。”

蕙渐渐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应该”。

村里女孩不应该跑太快，不应该笑太大声，不应该爬树，不应该说“我想”。

她逃出来了，但这些“不应该”像影子一样跟着她。

有一次她进城卖自己采的野莓，看见书铺门口有个和她差不多大的男孩在摇头晃脑背诗。她凑近听，忍不住说：“你第三句背错了，平仄不对。”

男孩愣了一下，随即涨红了脸：“你一个丫头懂什么平仄？！”

书铺掌柜也赶她：“去去去，女娃别在这碍事。”

蕙没争辩，转身走了。但她心里那股闷气久久不散。

凭什么她不能懂平仄？那本《千字文》她早就翻烂了，每个字都认得了。祖母没教过她平仄，但她听村里私塾传出来的读书声听多了，自己琢磨出了规律。

那天晚上，她在破屋里用木炭在墙上写字。

写她知道的所有字，写她自己编的顺口溜，写“女子也该识字”，写“我偏要懂平仄”。

写完了，又用泥巴抹掉。

“不能让人看见。”她想起祖母的话，但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总有一天，她要做到能让人看见。

蕙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她称之为“野草逻辑”。

野草不需要别人浇水施肥，石缝里也能长；野草被踩倒了，过几天又挺起来；野草看起来柔弱，但能顶开坚硬的土。

她也是野草。

她学会了分辨哪些蘑菇能吃，哪些草药能治外伤。她给自己做了把小弹弓，虽然打不到大猎物，但能吓走来偷她存粮的鸟兽。她甚至在屋后开了小片地，种上从山里移来的野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