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醒的时候，天还没亮。

徐维桢睁开眼，看到的是水晶吊灯在黑暗中模糊的轮廓。他躺在地板上，后脑勺枕着沙发底座，脖颈僵得像是被人拧过一把。客厅的窗帘没有拉，落地窗外是城市尚未苏醒的样子，几盏孤零零的灯光像溺水者最后伸出的手指。

他撑着地板坐起来，手肘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是那只水晶杯，杯底还剩一层暗红色的酒渍，在微光里看起来像是干涸的血。他盯着那层酒渍看了几秒，然后站起来，把杯子拿到厨房冲洗。水流冲刷杯壁，红色打着旋儿消失在排水口。他把杯子倒扣在杯架上，动作很轻，像是在避免发出任何声响。

镜子里的人面色灰败，眼睑浮肿，衬衫皱得像一团被揉过的草稿纸。他解开纽扣，把衬衫脱下来扔进洗衣篮，打开淋浴。热水浇在皮肤上，蒸汽弥漫开来，镜面被水雾蒙住，他的脸消失在一片白茫茫后面。

闭着眼站在花洒下，水从头顶浇下来，顺着鼻梁两侧往下淌。在这样的时刻，脑子反而最清醒，热水让身体的疲惫浮上来，把那些缠成一团的思绪泡软了，可以一根一根地拆解。

程观澜说，负责安凝素那个环节的研究员去年出国进修了。

徐维桢睁开眼，水珠挂在睫毛上，视野里的浴室瓷砖变成了模糊的马赛克。他抹了一把脸，把这句话从记忆里调出来，像从档案柜里抽出一份卷宗，放在桌上，一页一页地翻。

一个“出国进修”的研究员意味着什么？在这行里，“出国进修”可以是事实，可以是借口，也可以是交易。

程观澜把这个人推出来，无非是三种可能：

第一，这个人确实存在，确实经手了那些“文件管理”的问题，现在确实不在国内，这是最干净的说法，因为死无对证；

第二，这个人存在，但问题是整个科室甚至更高层级的集体行为，推一个人出来是为了切割；

第三，这个人根本不存在，或者存在但与此事无关，推出来是为了给徐维桢一个“交代”，让他不要再往下查。

不管是哪一种，程观澜都在向他传递同一个信号：查到这里就够了。再往下，就是仁和不愿意让人碰的地方。

徐维桢关掉水，拿毛巾擦干身体，换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站在衣帽间的镜子前慢条斯理地系扣子。

程观澜以为他是来查案的。这个念头冒出来的瞬间，他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他从来不是来查案的，他不是法官，不是检察官，不是纪检委，他是仁和花钱请的律师。他的工作不是找出真相，是帮客户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程观澜愿意把那个出国进修的研究员交出来，是把他当成了对手，需要用一个人头来堵他的嘴。

但他需要的不是人头，那个研究员出不出国、在哪国、还回不回来，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关心的是：如果未来有一天，有人在法庭上或在舆论场上把安凝素的“文件管理问题”捅出来，仁和手里有没有一张能挡得住对方的牌？

这张牌可以是“当事人已出国、无法核实”，可以是“相关文件已按规范归档”，可以是“仁和已主动进行内部整改”，但所有这些说法，都需要一个前提：仁和必须在对方出牌之前，自己先把牌理好。

程观澜把他当外人防着，是这位院士自己的事，他懒得纠结。此路不通还有别的路可走，安凝素最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他必须搞清楚，而且要先那个姓陆的一步。

他系好最后一颗纽扣，走到书房，打开电脑。屏幕上还停留着昨晚没看完的邮件，陆成的补充报告，张源潮让人送来的那份厚厚一沓。

他快速浏览了一遍，陆成代理过的案子，有一个共同特点：每一次舆论发酵，都恰好卡在关键节点之前。立案之前、开庭之前、判决之前，这些时间点选得极其精准，精准到不像是运气，更像是有人提前拿到了日程表。

徐维桢靠在椅背上，看着屏幕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案例摘要。他不是在怀疑陆成，他是在想一个问题：如果陆成背后有人，那个人会是谁？

这个念头他只让它停留了几秒，然后就把它放到了一边。不是不需要追究，是现在追究也没用。他没有证据，只有直觉。而直觉在这行里，是最不值得探究的东西。

他关掉陆成的报告，打开另一份文件，是谢屹让秘书转来的那份“家属信息汇总”。这是维衡内部的资源，列出了仁和医疗近年来所有涉及纠纷的患者家属信息，包括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经济状况、性格评估，甚至包括“是否已与媒体接触”这样的备注。

这份名单，是维衡花了多年时间一张一张名片、一次一次谈话攒下来的。在法律圈子里，客户资产是比任何法律条文都更有价值的东西。

他逐行看下去，手指在触控板上缓慢滑动。前面几十个名字他都没停留太久，直到看到最后几页。

“林童，男，12岁，G市某小学六年级学生。家属：祖母林秀兰，68岁，退休，住址不详。经济状况：中等。目前状态：家属已委托外部律师（陆成），情绪稳定但态度强硬。备注：该家属曾多次拒绝维衡的调解建议，坚持要一个说法。建议：暂不主动接触，观察后续动向。”

“暂不主动接触，观察后续动向”，这是张源潮的手笔。他处理这种事情的方式永远是“等”，等对方闹累了，等舆情自己平息，等事情冷下来再谈。

在十年前，这种策略确实管用，因为那时候没有社交媒体，没有热搜，没有人在网上给你立纪念碑。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等”，等来的不是冷却，是爆炸。

他关掉文件，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名字。

方远。这是他大学时的室友，方远毕业后考了G市的公务员，先是在区里，后来调到了市卫健委，现在在政策法规处，级别不高，但位置好，他能看到仁和最不想让人看到的那些文件，比如DRG付费的年度考核结果、医保基金的飞行检查报告、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内部通报。

他和方远这些年联系不多，偶尔在朋友圈点个赞，逢年过节发个祝福。但这就是这种关系的用处，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的时候，那佛脚至少还认得你。

他点开方远的微信，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打了又删，反复几次。不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是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他需要一个由头，一个自然而不会被对方警觉的由头。

他想到了柴科长。

上次茶馆见面之后，柴科长那条线算是搭上了。柴科长说“以后有专业上的事，多交流”。这句话在官场上有一百种解读方式，但最朴素的那一种就是：你可以来找我，只要你能给我带来价值。

什么价值？柴科长想要什么？

答案其实已经在那天的谈话里了。柴科长想往上走。他在药监局卡在科长位置上有段时间了，需要一个突破口。仁和医疗是G省医疗系统的龙头，如果能在仁和的监管上做出成绩，那就是他最好的政绩。但仁和树大根深，他一个人撬不动，需要有人在内部帮他递刀子。

而徐维桢，就是那个可以帮他递刀子的人，同时也有机会利用他们的斗争在查找安凝素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先给柴科长发消息。措辞客气，不卑不亢：“上次聊得很有启发，有几个技术问题想请教，不知您何时方便？”

再给大学室友方远发消息：“老方，好久不见，这周有空吃个饭？”

方远在卫健委政策法规处，位置不大，但能看到仁和最不想让人看的文件。

手机很快震了。柴科长秘书回话：要不就今天中午，老地方。方远回：不错嘛哥们，终于想起你爸爸了，周五中午，你来定。

两条线都搭上了。他放下手机，去厨房倒水。水是凉的，带着活性炭的淡味。靠在吧台边慢慢喝，目光落在窗外。G市的天亮得黏黏糊糊，光一点一点渗进来，像墨滴在宣纸上洇开。

手机又震。这次是张源潮。

“徐par，仁和家属那边的代理律师刚来电话，要求见面，是和医调委一起组织的。”张源潮的声音闷闷的，像是在嚼一块没煮烂的肉。

徐维桢握着水杯的手顿了一下。陆成？这么快就要上桌了？

“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