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那年秋天，苏昭岚终于背上了书包。

那是一只用破旧蓝布头拼接成的书包，针脚歪歪扭扭，是母亲在油灯下熬了两个晚上缝出来的。里面装着两本崭新的课本——语文和数学，还有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这是开学那天学校发的。她把书本摸了又摸，闻着油墨的清香，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

他们这里没有幼儿园，小学要从学前班读起，再加上六年，一共要读七年。开学那天，母亲破例放下手里的活，牵着她的手去了学校。那是苏昭岚第一次认真打量这座离祠堂不算远的学校：红砖砌的围墙，铁门已经生了锈，操场是泥土地，中央立着一根光秃秃的旗杆。母亲在报名处填表时手有些抖，她不识字，只能按手印。鲜红的印泥按在白纸上，像一朵小小的花。

从那天起，苏昭岚开始了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来回徒步。家到学校的路，晴天要走40分钟，雨天泥泞，得一个小时。没有人接送她。家里唯一的自行车早就被父亲当废铁卖了换酒钱；爷爷要看管弟弟妹妹，不可能每天花费这么多时间来回；母亲天不亮就要下地，天黑才回来。村里其他孩子都有家人接送，或者结伴而行，只有她，总是远远跟在人群的尾巴后面。

她记得第一次独自上学的情景。清晨六点，天还没完全亮，祠堂里静悄悄的。她轻手轻脚地爬起来，就着昨晚的剩饭扒了几口，把书包紧紧抱在怀里出了门。村道两旁的水稻已经黄了，晨露打湿了她的裤脚。她不敢走得太快，也不敢走得太慢——快了怕摔倒，慢了怕迟到。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看见树下的石头上坐着几个早起的老人，他们眯着眼睛看她，低声议论着什么。她低下头，加快脚步。

大约走了二十分钟，她看见了同班的余瑜和叶带娣。

余瑜总是背着一个印着卡通图案的双肩包，那是她爸爸从城里带回来的。有时候她跟着堂姐走，有时候一个人。苏昭岚听村里人说，余瑜的爸爸前年在抓捕逃犯时出了车祸，腿断了一条，从此无法走路。她妈妈受不了家里的变故，跟一个外地的野男人跑了。苏昭岚起初不相信——那样体面的人家，怎么可能呢？

有一天放学后，她鬼使神差地绕到余瑜家附近。那栋曾经让她羡慕的红砖房，墙皮已经有些剥落。透过矮墙，她看见院子里那棵月季花开得正盛，大朵大朵的红，艳得有些刺眼。余瑜的爸爸坐在门槛上喝酒，一条裤管空荡荡地卷着。余奶奶在骂余瑜，声音尖利：“扫把星！要不是生你，你妈能跑吗？”余瑜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苏昭岚赶紧跑开，心怦怦直跳。她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但绝不是高兴。原来那些光鲜的砖房里面，装的也不全是甜蜜。

叶带娣的变化更明显。她不再穿那些漂亮的裙子，常常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村里人都知道，她爸妈已经吵了好几年。今年春天最严重，叶妈妈被叶爸爸推下楼梯，头磕在楼梯角上，据说流了一盆血。那天下午，苏昭岚正在祠堂天井里洗菜，忽然听见救护车刺耳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她跑到门口，看见白色车子呼啸而过，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