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是在一种压抑的燥热和遥远的轰鸣声中到来的。
北京沦陷、两宫西狩的消息终于像溃堤的洪水，冲垮了所有侥幸的心理防线，席卷了整个江南。
即便在溪口村这样的偏僻角落，恐慌也如同瘟疫般蔓延。货郎带来的消息越来越骇人听闻：洋兵烧杀抢掠，太后皇上跑了，京城成了洋人的天下……村民们不懂什么政治条约、国际博弈，他们只从这些破碎的信息里感受到最直接的恐惧：天塌了，朝廷靠不住了，洋鬼子要打过来了！
粮价一天一个样，盐和布匹也变得紧缺。镇上不时有溃兵或逃难的人群经过，带来更多混乱和不安。村里开始组织青壮巡夜，气氛空前紧张。
在这片惶惶不安中，周萍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他甚至有些病态地兴奋——不是对灾难的兴奋，而是对“历史正在按照已知轨迹发生”这件事的确认，以及对“乱世出机会”这句古老格言的某种期待。当然，这期待包裹在十二万分的谨慎之中。
他严格控制“儿童团”的活动范围，严禁靠近官道和任何陌生人群。储存的粮食被更加隐秘地分散藏好。同时，他让石头等人借着巡夜和帮家里干活的机会，更加留意村内外的风吹草动，尤其是关于周家或其他大户人家的消息。
吴童生忧心忡忡，课堂上讲的也不再仅仅是圣贤书，多了许多“国破山河在”、“匹夫有责”的悲愤慨叹。
老人有时会望着北方，老泪纵横，喃喃自语：“祖宗基业，奈何至此！奈何至此啊！”
周萍默默听着，心中却想：基业腐朽至此，崩塌只是时间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哀叹，而在于崩塌之后，新的支柱在哪里？自己又能在这废墟上，找到什么样的位置？
八月中的一天，石头带来了一个关键消息。他趁去镇上帮工的机会，听到了一个传闻：县里几家大户，包括周家，似乎在悄悄囤积粮食和药材，还派人去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打听行情，好像有意趁着北边大乱，南边人心惶惶，做些“特别的”买卖。
周萍精神一振。周朴园果然动了！在乱世中，粮食和药品是硬通货，囤积居奇是常规操作。但派人去口岸打听行情，这透露的信息就更多了——周朴园的目光可能已经投向了更广阔的舞台，比如，利用南北信息差和物流阻滞，进行跨区域的货品倒卖，甚至可能涉及与洋行的交易。
这是个信号。周家这座看似稳固的封建堡垒，内部也在因应时势而调整。而任何调整，都意味着原有结构的松动，可能产生缝隙。
几天后，李管家再次到来。这次，他的神色更加严肃，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没有进村，而是派随从将周萍叫到了村口马车停驻的地方。
“萍少爷，”李管家开门见山，递过一个薄薄的蓝布包袱，“老爷吩咐，将此物交予你。”
周萍双手接过，入手微沉。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套半新的、质料普通的细布衣衫，一双新布鞋，还有一本《龙文鞭影》和一套笔墨纸砚，虽然是最廉价的那种，但齐全。
“老爷说，”李管家看着周萍，眼神复杂，“你既肯读书，便好生读。这些是给你进学用的。过些时日，府里会请位先生来村里坐馆，教授族中子弟。你……可一同听课。”
周萍心中剧震！进学？请先生？族中子弟？这绝不是周朴园突发善心！结合石头打听来的消息，周萍瞬间理清了逻辑：时局大乱，周朴园一方面要趁机牟利，另一方面也必须加强家族内部的整合与掌控。培养子弟读书明理，既是投资未来，也是在动荡中凝聚家族力量、彰显家族底蕴的手段。而将自己纳入这个体系，一方面可能是觉得自己这个庶子尚有几分“可堪教化”，因是李管家之前的汇报起了作用，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更方便就近监控和管理，将自己更牢固地绑在周家的战车上。
“多谢老爷恩典，有劳李管家。”周萍压下心头翻涌的思绪，恭谨行礼，脸上适当地流露出“受宠若惊”和“感激涕零”。
李管家对他的反应似乎还算满意，语气缓和了些：“老爷对你期许甚深，莫要辜负。先生约莫中秋后便到，会在村里设馆一段时日。你好生准备，莫要再像以往那般……与村野孩童过从甚密，失了体统。”最后的警告，意味深长。
“是，萍明白。”周萍垂首应道。
李管家又交代了几句，无非是安心读书、谨守本分之类，便乘马车离去。
周萍抱着包袱回到那间陋室。王妈见到这些东西，尤其是那笔墨纸砚，惊得说不出话，随即是狂喜：“少爷！少爷！老爷这是……这是要认你回去了？要让你读书了？！”
周萍将包袱放在桌上，一样样拿出那些物件，动作很慢。布料是普通的细布，但比身上的粗布褂子好得多；鞋子是新的，大小合适；书是常见的蒙学读物；笔墨是最低档的货色。一套标准的、施舍性质的、“庶子标配”的进学装备。
“不是认回去，”周萍的声音平静无波，听不出喜怒，“是老爷要办学，顺带捎上我。而且，先生是来村里，不是让我回府。”
王妈的热情被浇灭了些，但依然高兴：“那也好，那也好！能读书就是天大的好事！少爷这么聪明，一定能读出个名堂！”
周萍没有接话。他抚摸着粗糙的砚台和廉价的毛笔。读书，确实是好事，是他渴望已久的系统学习机会。
但周朴园此举，绝非善意。这是更高明的笼络与控制。给他一个希望，一个“正统”的上升通道，哪怕极其狭窄。
同时将他纳入家族教育的框架，用圣贤礼法进一步规训他，切断他与村野“不安分”因素的联系，还能就近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