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回来那晚，我去了酒吧。吴可说得对，我阿澜怎么会因为一个只见了两面的女人就改变生活节奏？该喝酒喝酒，该跳舞跳舞，该带谁回家带谁回家。

但我确实有点心不在焉。

“喂，看什么呢？”郑欣欣推推我，递过来一杯龙舌兰。我接过来，一饮而尽。液体烧过喉咙，辣得我眯起眼。

“没什么。”我说。

“少来，你一晚上看了十几次手机。”吴可凑过来，手臂搭在我肩上，香水味浓得呛人，“等谁消息呢？是妈妈吗？”

“滚。”我推开她，又点了一杯。

酒吧里音乐震耳，灯光晃眼。人们在舞池里扭动，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影子。我坐在高脚凳上，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没意思。以前觉得这样的夜生活自由，现在却觉得空洞。每个人都在笑，在喝，在碰杯，可眼睛里什么都没有。

就像我现在一样。

凌晨两点，我带着一个刚认识的女孩回家。她叫望梅，还是大学生，齐肩发，穿露脐装，笑起来有虎牙。出租车里，她靠在我肩上，手指在我大腿上画圈。

“去你家？”她问。

“嗯。”

“就你一个人住？”

“不然呢？”

她笑，抬头亲我的下巴。我没躲，也没回应。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灯，脑子里又闪过医院门口那一幕——是阿兰的眼神，可怜又可悲。

到家，开门，开灯。望梅惊叹：“哇，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

“我爸妈的。”我说，把包扔在沙发上，“他们常年不在。”

“真好。”她在客厅转了一圈，摸摸这个，看看那个，“那你岂不是想干嘛就干嘛？”

“差不多。”

她转身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那现在想干嘛？”

我看着她，这张年轻的脸，画着精致的妆，眼睛亮亮的，满是期待。我该做点什么，像以前一样。可今天，现在，此刻，我不想。

“累了。”我说，“睡觉吧。”

她愣了一下，有点失望，但还是笑笑：“好吧。”

我们洗了澡，躺上床。她靠过来，身体温热。我闭上眼，努力想睡，可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阿兰抱着孩子的样子，一步一晃，像随时会倒，但始终没倒。

“阿澜。”望梅小声叫我。

“嗯？”

“你有心事？”

“没。”

“可你一直没睡着。”

“就睡了。”

她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声，睡着了。我轻轻起身，走到客厅。没开灯，就着窗外的光，点了支烟。

这房子是我爸妈的，三室两厅，装修精致，但没什么人气。他们一年回来两三次，平时就我一个人。他们对我很好，要钱给钱，要什么给什么，从不说我。有时候我倒希望他们说点什么，骂我也好，管我也好，至少证明他们还在意。

可他们不在意。或者说，他们在意的方式就是给钱，给自由。所以我成了现在的样子，二十四岁，没工作，成天玩，女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朋友们羡慕我，说我活得太潇洒。可我知道，我不是潇洒，是空虚。像一只风筝，线在手里，但不知道要往哪儿飞。

抽完烟，我走到书架前。上面摆满了书，都是我妈买的，她爱看书，但从不看这些。我随手抽出一本，书名有意思，叫《活着》。怎么活？像阿兰那样活？还是像我这样活？

翻了几页，看不进去。放回去，又抽出一本相册。是我小时候的，厚厚的，但大部分是空的。只有前面几页有照片，我百天，一岁，三岁。之后就没有了。我妈说，后来忙，忘了拍。

忘了。多轻巧的词。

我合上相册，放回去。回到卧室，望梅睡得正熟。我躺下，睁眼到天亮。

第二天中午，望梅走了。走前问我要不要一起吃午饭，我说不饿。她有点失望，但也没说什么。关上门，屋子里又剩我一个人。

我洗了个澡，站在镜子前擦头发。镜子里的人，黑眼圈很重，脸色苍白。我凑近看，看眼角有没有细纹。还好，还没有。可再过几年呢？会像阿兰那样吗？

阿兰多大？看着不到三十，可眼神像四十。是孩子让她老的，还是生活让她老的？还是说，有了孩子，生活就只剩下生活？

这些问题没答案，我也不需要答案。可我就是想知道。

下午，我又去了医院。没去儿科，就在门诊大厅坐着。像个傻子，像个变态。可我就想再看见她，哪怕一眼。

等了两个小时，没等到。倒是看见不少抱着孩子的女人，年轻的，年老的，都有。唯独没什么男人。她们脸上都有相似的疲惫，相似的焦虑。我忽然想，阿兰是不是只是她们中的一个？是不是所有母亲都这样，被孩子困住，被生活磨平？

也许吧。可阿兰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我说不清。就是不一样。

第三天，我又去了。这次带了本书，装模作样地看。其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眼睛老往楼梯口瞟。

下午四点，她出现了。

一个人，没带孩子，也没丈夫。她穿着灰色外套，牛仔裤，头发扎成低马尾。手里拿着几张单子，边走边看。脸色比上次还差，嘴唇发白。

我站起来，想过去，又停住。说什么？又说我弟弟像她儿子？太假了。

她没看见我，径直走到缴费窗口排队。队伍很长，她站在最后，低头看单子，眉头皱着。轮到她时，她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又切了界面换成支付宝，随后打开银行APP……

缴费，拿收据，转身离开。整个过程，她没抬头，没和任何人说话，像完成一项任务，麻木的，机械的。

我跟了上去，保持一段距离。她出了门诊楼，往住院部走。我跟着，心跳有点快，像做贼。她上了三楼，我跟着。

三楼是儿科住院部。走廊里消毒水味更浓，有孩子的哭声，大人的哄声。她走到一间病房门口，停了停，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门关上前，我瞥见里面有几张病床，其中一张上躺着个小男孩，正在打点滴。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旁边坐着个老太太，抱着保温桶，嘴里念念有词。对面一个年轻爸爸来回踱步，手机贴在耳朵上，声音压得很低：“我知道，我知道，再等等……”

空气里都是焦虑，像看不见的丝线，缠着每个人。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门开了。阿兰出来，轻轻带上门。她靠在墙上，闭上眼，站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往楼梯间走。

我起身跟上。

楼梯间没人，很安静。她没下楼，就站在窗边，看着窗外。我从转角处看她，背影单薄，肩膀微微耸着，像在哭，又像只是累。

我该走开，不该打扰。可脚不听使唤，走了过去。

听到脚步声，她转过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认出来了。眼里先是惊讶，然后是疑惑，最后是疲惫——连警惕都懒得有的疲惫。

“又是你。”她说，声音哑哑的。

“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弟弟……”她问，但没问完。

“没有弟弟。”我说实话了，“我骗你的。”

她看着我，没什么表情。不生气，不惊讶，只是看着。然后转回头，继续看窗外：“哦。”

“你儿子……”我指指病房方向，“病了？”

“嗯。”

“严重吗？”

“肺炎。”她简短地说，不想多谈的样子。

“你丈夫呢？”

“上班。”

“就你一个人？”

“嗯。”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楼梯间很静，能听见楼上隐约传来的脚步声，还有远处电梯的叮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