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过后，客人渐少。女人给她结算“试工费”：五十块现金，皱巴巴的绿色纸币，上面还留着香水与烟草混合的味。她紧紧地攥着钱，却听见女人说：“明天穿短裙来，腿好看，小费多。”语气轻描淡写，像在讨论一件商品的包装升级。她低头，看见镜子里自己倒影：白色衬衫被水汽浸透，紧紧贴在身上，像第二层被剥开的皮；头发凌乱，脸颊因闷热而泛红，像刚被蒸过的虾。

夜里，她住在“员工休息室”的上铺。下铺的女孩叫小芳，十七岁，来自广西，已经做了半年洗头妹。小芳递给她一颗“话梅皇”，“含住，会好睡。”自己却躲在帘子后哭，哭声被毛巾捂住，变成闷闷的呜咽，像一头被困在茧里的幼虫。

红儿侧身，看窗外霓虹灯透过百叶窗，在天花板投下规律的红蓝条纹，像监狱的铁栏。她忽然意识到：再待下去，她将变成另一张褪色的粉红床单，印着兔子，却沾满洗不掉的暗褐。

凌晨四点，街灯熄灭，霓虹终于疲惫。她悄悄起身，换下那件领口很低的白衬衫，重新穿上自己的灰色T恤——布料粗糙，却干净，没有烟味与口水味。她在小芳枕边放一张纸条：“别久待，找机会走。”然后，拖着箱子，像逃出人贩子窝点那晚一样逃出这里，她轻手轻脚地拉开门，却不再赤脚奔跑——她穿着新买的白色帆布鞋，鞋底踏在水泥地面，发出坚定而轻的“哒哒”声，像给某段经历画上句号。

走出巷口，天边泛起蟹壳青。广州的街道尚未苏醒，只有早点铺子亮起昏黄的灯泡，蒸汽从笼屉里升腾，带着发酵面团的甜。她深吸一口气，把蒸汽连同夜色一起咽进肚子，像给自己灌下一杯滚烫的糖水：甜得发苦，却足够支撑她继续走。

走到公交站，她摸出硬币，五毛钱，投进“天河客运站”方向的铁皮箱。车门“咣当”关闭，她抓住扶手，看窗外“梦妮美发沙龙”的红□□管渐渐远去，像看一座沉没的岛屿——岛上曾有温水、有幻觉、有几乎将她吞没的软绳，而她终于游回水面。

天色由青转白，第一缕阳光穿过楼缝，照在她脸上。她闭眼，让光线在视网膜上烙下两块灼亮的斑，像给未来的自己留一盏灯。灯里，没有洗发水与烟草的酸腐，没有指尖在水渍里发抖的屈辱；而是化成丝线，化成花瓣，化成她愿意为之疼痛、却不必为之羞耻的——新生。

她换了方向，沿中山大道一路往东，走到棠下工业区。一片低矮厂房门口挂着“阿丽制衣厂招工”木牌，门口排满女孩，大多与她同龄，却早已换上涤纶T恤与牛仔裤，头发染成时下流行的酒红色。

她挤进队伍，负责招聘的大姐扫她一眼：“有身份证吗？她递上身份证。

“做过车位吗？”她摇头。

大姐皱眉：“学徒日薪十二，计件后另算，干不干？”她连忙点头，声音卡在喉咙里，变成一声短促的“嗯”。

那一刻，她心里暗自庆幸：终于有地方肯收留她，哪怕日薪只有工地的一半，哪怕要坐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与飞转的针车为伴，她也认。至少，那里没有烟味与口哨，没有随时会伸来的粗糙大手；至少，那里女工居多，她们的眼神或许尖刻，却不会再把她当成待宰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