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1日，红儿踏进“阿丽制衣厂”大门。厂房是90年代初建的，外墙刷成暗红色，被雨水泡出蜿蜒的黑痕，像一道道干涸的泪。车间里摆着上百台“兄弟”牌针车，机头漆成墨绿，脚踏板一踩，机器发出“哒哒哒”的怒吼，像一群被激怒的猛兽。

她第一天的工作是“拉脚”——把裤腿侧缝喂进针车，要求线迹顺直、缝份均匀，稍有歪斜就要拆线重来。

大姐叫阿英，三十岁出头，圆脸，眼角有颗褐色的痣，说话带广西口音。阿英给她示范三遍，让她上手，她第一针就扎在食指上，血珠渗出来，在藏青色牛仔布上留下一点暗褐。阿英皱眉：“怕疼就别干这行。”她没吭声，把手指在衣角上擦了擦，继续踩动踏板——第二针、第三针……到午休时，指尖已布满细密的针眼，像被无形的蜂群蜇过，疼得她莫名踏实：至少，这疼是她自愿的，不是谁的惩罚。

午饭在食堂解决：一荤两素，米饭管够。她端着搪瓷碗，蹲在车间后门的水泥台阶上，看远处天空被高楼切割成不规则的几何形。

有女工议论她：“听说以前是高中生？”

“长得倒白净，手可真笨。”

“哼，大学生还不是来踩针车？”声音不高，却句句带刺。

她低头扒饭，把刺连同米饭一起咽下去——她没时间委屈，计件工资面前，每一分钟都是钱。

下午，她主动帮阿英剪线头，换来对方多教她一个技巧：“拉脚时左手拇指顶住压脚，右手拉布料，眼睛盯针位，别盯线头。”她照做，果然顺直许多。收工前，阿英拍拍她肩膀：“还行，不算笨。”那一瞬，她胸口涌起一股久违的暖，像冰天雪地里有人递来一杯温水，烫得她眼眶发酸。

夜里，宿舍是十人间的铁架床，上下铺，没有空调，只有天花板上一把吊扇，吱呀吱呀转，吹出来的风裹着汗酸与发胶味。

她睡下铺，上铺的女孩叫小敏，十九岁，来自湖南，头发染成酒红色，发尾烫成夸张的爆炸卷。小敏爱说话，也爱打听：“哎，你脸上那疤怎么来的？”“听说你以前成绩很好？干嘛不读书？”她沉默，只用背影作答。小敏撇嘴，故意在床上翻身，铁架床发出刺耳的呻吟，像对她的冷漠提出抗议。她却毫不在意，她在这里忽然有了一种多日未有的平静和安定。

三天后，红儿凭借聪明与勤奋已经能熟练地完成操作了，她心情格外舒畅，走进针车车间时，晨光刚透过高窗的玻璃斜切进来，落在布满线头与布料的水泥地上，仿佛在她身影出现的刹那，骤然失了所有光彩。18岁的少女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袖口仔细挽到小臂，露出纤细如玉的皓腕，下身是一条藏蓝色工装裤，裤脚堪堪收在帆布鞋边，简单的衣着竟被她穿出了三分清雅三分灵动。

她站在车间门口略一驻足，目光轻扫过排列整齐的针车，睫毛如蝶翼般轻轻颤动，带着几分初来乍到的羞怯。这一瞬，原本嗡嗡作响的针车声仿佛莫名低了半拍，几个正埋头踩线的女工下意识抬起头，手里的布料“啪嗒”掉在地上也浑然不觉。红儿的美，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艳，而是像春日清晨带着露珠的桃花，清润又鲜活，眉眼间带着未经世事的澄澈，鼻梁小巧挺直，唇线分明，唇色是自然的粉樱色，哪怕未施半点粉黛，也比厂里姑娘们偷偷抹的胭脂水粉要动人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