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针车的“哒哒”声里迅速磨损。她每天七点打卡，晚上十点收工，回到宿舍累得连话都不想说。手指从起初的针眼密布，到渐渐磨出茧，茧又磨破，再结痂，最后变成一层发亮的薄痂——像给指尖镀上一层透明的盔甲。

她学会了“埋夹”“锁眼”“钉纽扣”，速度从每天三十件跳到七十件，工资条上的数字也由“12”变成“18”再变成“25”。

她第一次拿到八百块现金时，站在财务室门口，愣了好一会儿：八张崭新的红色百元钞，纸张脆生生的，像一叠薄薄的刀片，却足以割断她连日来的饥饿与恐惧。她把钱郑重地塞进袜筒，走到厂外的小卖部，用三块钱买了一瓶冰镇的“健力宝”，拉环“嘭”的一声，气泡涌上来，她仰头灌下，甜得发苦的气流顺着喉咙冲进鼻腔，呛得她直流眼泪。

那一刻，她忽然笑了，笑得肩膀发抖，却笑得心底有光：原来自己也能挣到钱，也能在“活下去”这条杠子上，往前挪一步。

厂里也有钩心斗角。车位组有个女孩叫阿珊，二十岁，长得俏，说话带刺，见组长夸红儿“手稳”，心里不忿，故意把最难做的“真双线”塞给她——线迹要求双股线完全重叠，稍一错位就要拆。红儿接过，没说话，只把针距调到最小，脚下踏板踩得又稳又慢，半小时后交出成品：线迹笔直得像用尺子量过。

阿珊撇嘴，又生一计，晚上回宿舍偷偷把红儿的工牌藏起来——第二天打卡迟到，扣半小时工钱。

红儿没哭，也没闹，只淡淡地扫了阿珊一眼，那一眼让阿珊后背发凉：那不是委屈，是看透，是“你这些小把戏，我根本没空计较”的冷。

后来，阿珊的针车出了故障，红线总断，找不到原因，急得团团转。红儿路过，弯腰帮她调了调梭芯张力，机器立刻顺了。阿珊涨红了脸，低声道谢，红儿只笑笑：“大家出来挣钱，机器坏了耽误的是所有人。”一句话，让阿珊再也抬不起头，也让车间里的窃窃私语少了许多。

十月，厂里接到一批外贸急单：五千件绣花女衬衫，十五天交货。绣花机不够用，需要人工手绣领口玫瑰。阿英问谁愿意加班，绣一件额外给两块五，夜晚算双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