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书的手悬在半空，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房东的话像一块冰砖，狠狠砸在他头顶，让他瞬间从头凉到脚。

“搬走了？”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什么时候的事？”

“就三天前！”房东抱着胳膊，满脸嫌恶，“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大半夜还在哭，吵得邻居都投诉了。要不是看在他提前交了房租的份上，我早把他赶出去了！”

沈书的心脏像是被人生生剜去一块，疼得他几乎站不住。

大半夜在哭？他想起宋文立说的胃出血，想起那些被酒精浸泡的日夜，原来沈砚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已经把自己熬成了这副模样。

“他去哪了？”他抓住房东的胳膊，指尖因为用力而掐进对方的皮肉里。

房东甩开他的手，啐了一口：“鬼知道！拖着个破行李箱就走了，跟个游魂似的。”

沈书踉跄着后退两步，后背撞在冰冷的墙壁上。

楼道里的灯泡忽明忽暗，映着他苍白如纸的脸。

他掏出手机想给江染打电话，手指却抖得按不准号码。

屏幕上沈砚的合照在闪烁，照片里的少年笑得眉眼弯弯，仿佛在嘲笑着他的无能。

最终他还是没能找到沈砚。

在伦敦漫无目的地转了三天，他去了沈砚就读的艺术学院，去了宋文立提过的酒吧，甚至在雨天的街头守了整整一夜。

他记得沈砚以前总爱在下雨天跑到户外写生，说雨水能洗亮世界的颜色。

可这座城市太大了，大到足以吞没一个人的踪迹。

就像七年前那个清晨，沈砚摔门而去时，他也没能抓住那扇正在闭合的门。

回国那天，飞机穿过厚重的云层，沈书望着舷窗外的云海发呆。

云层翻涌时像极了沈砚画里的海浪，只是这片“海”没有温度，也没有那个说要为他画海的人。

落地时是傍晚，机场广播里响起熟悉的母语，沈书却觉得比伦敦的阴雨还要陌生。

他没有回家，径直去了那间刚租不久的公寓。

推开阳台门，那件眼熟的白衬衫已经被收走了，只有初秋的风卷着梧桐叶，在空荡的栏杆上打着旋。

他坐在地板上，从抽屉深处翻出手机。

未接来电和信息堆积如山，大多是公司的。

他一条条删掉，最后停在沈砚的对话框，那句“按时吃饭，少喝酒”还躺在输入框里，像一句无人认领的遗言。

后来的日子，沈书活得像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他接手了公司的大部分事务，在会议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签字时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总让他想起沈砚画画时笔尖摩擦画布的沙沙声。

宋文立偶尔会来探望，带来些无关痛痒的消息。

“听说沈砚在伦敦办了个小画展”，“有人看到他去了意大利”，“好像交了新的朋友”。

沈书总是安静地听着，不插话，也不追问，只有握紧的咖啡杯会泄露他的情绪。

指节泛白，杯壁被捏出轻微的变形。

他开始强迫自己忘记。

把沈砚的画稿锁进储物间，扔掉那两个蓝白条纹的马克杯，甚至换了手机号。

可记忆这东西最是顽固，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冒出来：开会时看到窗外掠过的白衬衫，会突然想起沈砚躲在会议室门口偷画像的样子。

吃到番茄炒蛋时，舌尖会条件反射地泛起沈砚说过的“世界第一好吃”的味道。

就连下雨天开车经过街角，都会下意识地减速。

那里曾有个背着画板的少年，说雨水能洗亮世界的颜色。

时间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又淌过三年。

沈书成了别人口中“年轻有为的沈总”，西装永远笔挺，表情永远淡漠，只有自己知道，他办公室的抽屉里藏着一包开封的棒棒糖。

沈砚小时候最爱的那种水果味，如今糖纸已经泛黄。

三年后的深秋，沈书正在外地考察项目，宋文立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铃声响起时，他正在看一份关于艺术园区的投资方案，方案里提到要引进几位新锐画家，其中一个名字让他指尖一顿。

虽然姓氏不同，但那个笔名“砚”字，像根细针，轻轻刺了他一下。

“沈书，”宋文立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慌张，“沈砚要回来了。”

沈书握着笔的手一颤，墨汁在方案上晕开一小团黑渍，像极了当年滴在沈砚画稿上的血珠。“你说什么？”

“他托国内的投资商联系了合作，说是要回来办画展。”宋文立的声音压低了些，“但我听那个投资商的助理说……沈砚他情况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