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开春，运河解冻，漕船重新北上。
太子在病愈后第一次主持朝会，便提出重修《漕运新议》。这一次，他没有激进地要求全面改革，而是选择从“整顿吏治、严查贪墨”入手。奏折递上去，老皇帝沉默良久，最终批了“准奏，着太子督理”。
这是一次试探，也是一次较量。
太子明白，父皇准的不是新政，而是给他一个机会，看看他有没有能力，在不动摇根本的前提下，撬动这块积弊最深的重石。
而朝臣们也明白，太子的刀，终于要落下来了。
第一个落刀的，是漕运总督衙门。太子没有大张旗鼓地换人，而是从都察院调了三位素有清名的御史，以“巡查漕粮”为名，进驻漕运总督衙门。三位御史不查账目，不审官吏，每日只做一件事——跟着漕船走。
从漕粮出仓装船，到沿途停靠补给，再到入京验收，每一个环节，他们都盯着。不插手，只记录。记录船速，记录损耗，记录每一处停靠时哪些官吏上船，哪些商人靠近，哪些货物被“顺便”捎带。
一个月后，三本厚厚的巡查日志，摆在了太子案头。
“有意思。”太子翻看着日志，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从江南到京城，三千里运河，漕船停靠二十七次。每次停靠，损耗都在百石以上。二十七次，便是近三千石。而据户部记录，去年漕运总损耗，不过五千石。”
李卫在一旁研墨，闻言心中一震。这意味着，至少有一半的损耗，被人吃了空饷，或者中饱私囊。
“更妙的是，”太子指着日志上的一处记录，“每次停靠，都有当地官员‘上船慰问’，随行必有‘土仪’。这些‘土仪’，轻则绸缎茶叶，重则金银古玩。而漕船上，也会‘回赠’一些‘特产’——多半是漕粮。”
以粮换礼，官官相护。
“殿下打算如何处置？”李卫问。
太子合上日志，靠在椅背上，闭目沉思。烛光在他脸上跳跃，映出眉宇间深深的疲惫，和一丝决绝的锐利。
良久，他睁开眼。
“传孤令：漕运总督衙门上下，所有官吏，即日起停职待查。漕运事务，暂由三位御史代管。另，命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司会审，彻查漕运贪墨案。”
李卫心头一凛。这是要动真格了。漕运总督衙门，从总督到小吏，上下数百人，太子这是要一锅端。
“殿下，”他低声道，“动静会不会太大？”
“大？”太子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李卫，你知道漕运一年有多少银子流过吗？五百万两。这五百万两里，有多少流进了那些蛀虫的口袋？一成？两成？还是三成？”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运河舆图前，手指划过那条蜿蜒的水道。
“这些银子，本该是边军的粮饷，是灾民的救济，是河堤的修葺。可它们去了哪里？去了那些蛀虫的府邸，去了他们妻妾的金钗，去了他们子孙的赌桌。”
太子的声音不大，却字字如刀：“孤可以忍他们贪，可以忍他们庸，但孤不能忍他们，拿大景的国本，拿百姓的血汗，去填他们自己的欲壑。”
李卫沉默。他知道，太子说得对。这些年，他跟着太子看过太多——边关将士因缺饷哗变，灾民因赈粮被克扣饿死，河堤因偷工减料决口……每一桩，背后都是触目惊心的贪腐。
“臣明白了。”他躬身，“臣会加派人手，护卫三位御史安全。”
“不止护卫。”太子转身，看着他，“漕运总督衙门那些人，狗急跳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派人盯着，若有异动，先斩后奏。”
先斩后奏。这四个字，太子很久没对他说过了。
李卫单膝跪地：“臣，领旨。”
漕运案像一块巨石投入朝堂，激起千层浪。
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户部尚书——漕运总督是他的门生。他在早朝上慷慨陈词，说太子“擅动漕运，动摇国本”，要求皇帝收回成命。
太子没说话，只让三位御史当庭宣读巡查日志。
当读到“漕船停靠徐州，徐州知府上船，赠礼白银千两，获漕粮百石”时，户部尚书的脸色变了。
当读到“漕船过临清，临清卫指挥使（已故王镇的继任者）以‘护船’为名，索要‘辛苦费’五百两”时，兵部侍郎坐不住了。
当读到“漕船至通州，通州仓大使以‘验收入库’为由，拖延三日，每日索贿百两”时，满朝哗然。
三位御史念完，朝堂上一片死寂。
老皇帝坐在御座上，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盯着太子，眼神复杂，有震怒，有审视，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惧。
他没想到，太子的刀这么快，这么准，一刀就捅在了最要命的地方。
“陛下，”太子出列，声音平静，“漕运乃国脉，贪腐至此，若不彻查严办，恐失天下民心。儿臣请旨，此案一查到底，无论涉及何人，绝不姑息。”
话是对皇帝说的，眼睛却扫过满朝文武。每一个被他目光触及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低下头。
老皇帝沉默良久，最终，缓缓开口：“准。”
一个字，千斤重。
退朝后，太子回到东宫。刚进书房，二皇子便跟了进来。
“皇兄好手段。”二皇子笑容满面，眼底却是一片冰冷，“这一刀下去，不知要砍掉多少人头。”
“二弟说笑了。”太子神色平淡，“孤只是尽储君本分，清除蛀虫，以正国法。”
“本分？”二皇子嗤笑，“皇兄的本分，是监国，是辅政，不是掀起朝堂腥风血雨！漕运牵扯多少官员？多少世家？皇兄这一查，是要与满朝文武为敌吗？”
太子的眼神冷了下来：“二弟的意思是，那些贪官污吏，不该查？那些吸食民脂民膏的蛀虫，不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