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西关大屋的灯，亮到了天明。

叶兰君坐在厅堂的酸枝木椅子上，背脊挺得笔直，面对着紧闭的趟栊门。她没有上楼，没有回房，就这么坐着，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门口那片沉沉的黑暗。女佣劝了几次，端来的热茶放在手边，从滚烫放到冰凉，表面凝起一层薄薄的油脂，她一口未动。

时间在死寂中缓慢爬行。

窗外从墨黑转为深灰，再转为一种浑浊的鱼肚白。巷子里开始有了零星的人声——早起的摊贩推着车轱辘碾过青石板的声响，远处人家开门泼水的哗啦声，还有不知谁家养的公鸡，扯着嗓子啼叫，一声比一声凄厉。

趟栊门外，始终没有响起期待的脚步声。

天际泛出第一抹微弱的晨光时，叶兰君终于动了动僵硬的手指。寒意从骨头缝里渗出来，不是因为清晨的凉，而是某种更深的不祥预感，正随着天光一起，无可阻挡地漫延。

她站起身，腿有些麻，踉跄了一下扶住桌沿。目光扫过厅角那座老旧的西洋座钟，时针指向六点过十分。

母亲彻夜未归。

她走到门边，手指搭在冰凉的趟栊木条上，犹豫着是否要出去找。可去哪里找？何家老宅？她连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母亲最后那冰冷的嘱咐犹在耳边：“留在家里。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不要出来。”

正当她指尖用力，几乎要推开趟栊时，尖锐的电话铃声，猝然划破了屋内的死寂。

那声音像一把生锈的锯子，猛地锯在紧绷的神经上。叶兰君浑身一颤，倏然转身，看向厅堂角落那个黄铜底座、黑色胶木听筒的老式电话机。铃声固执地响着，一声接一声，在空旷的厅堂里回荡，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近乎催命的意味。

她走过去，脚步有些虚浮。深吸一口气，拿起听筒。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的、带着职业性平静的男声，语速很快：“这里是仁济精神病院。是何宁玉女士的家属吗？”

仁济精神病院？叶兰君的心脏猛地一沉。那是位于城郊、全南华有名的精神病医院。

“我是她女儿。”她的声音干涩得厉害。

“何女士昨夜被送来我院，目前情况已经稳定。”对方打断她，语气没有丝毫波澜，像是在背诵一份通知，“诊断结果是急性心因性精神障碍，伴有明显的幻觉和定向障碍。鉴于病情的严重性和潜在危险性，我们已对她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并开始进行初步药物治疗。您作为直系亲属，需要尽快过来一趟，办理相关手续，并商讨后续治疗方案和费用问题。”

急性心因性精神障碍，保护性约束，药物治疗，费用。

每一个词都像冰锥，扎进叶兰君的耳朵里。

她握紧听筒，指节泛白：“我母亲……她人在哪里？我要见她。”

“病房在特护区，您过来后，我们会有人带您过去。请尽快。”对方报了一个位于城西郊外的地址，便挂断了电话。

忙音在听筒里空洞地回响。

叶兰君缓缓放下听筒，心里凉透。母亲昨夜独自离家的背影，那平静决绝的眼神，那句“留在家里”的嘱咐……所有的画面，在这一刻，都被电话里那个冰冷的声音，染上了一层诡异而不祥的色彩。

她没有时间多想，只抓起一件薄外套，便冲出了门。清晨的巷子空旷无人，她沿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路狂奔，跑到巷口，拦住一辆早起的黄包车，报出那个陌生的地址时，声音都在发抖。

车子在尚未完全苏醒的城市中穿行，驶过熟悉的街道，渐渐进入陌生的郊区。

道路变得颠簸，两旁是稀疏的农田和零星的灰白色建筑。空气里有种不同于城里的、混合着泥土和消毒水的气息。

仁济精神病院建在一处缓坡上，是一栋巨大的、灰白色的三层西式楼房，带着圆拱形窗和宽阔的走廊，外观整洁却透着一种刻意的疏离感。铁门紧闭，门房核实了她的身份，才放她进去。

院内异常安静，只有风吹过庭院里几棵高大乔木的沙沙声。一个穿着浆洗得笔挺白色护士服的中年女人领着她，穿过空旷得有些瘆人的大厅，走上铺着深绿色橡胶地垫的楼梯。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消毒水和某种药物混合的气味，甜腻中带着一丝刺鼻。

她们停在二楼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门前。门是厚重的实木，上方有一个小小的、镶嵌着铁丝网的玻璃观察窗。护士掏出钥匙，打开门锁。

“病人情绪还不稳定，您不要靠得太近，也不要刺激她。”护士低声嘱咐，推开了门。

房间不大，墙壁刷得雪白，白得刺眼。只有一张窄窄的铁架床，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别无他物。窗户很高，装着结实的铁栏，外面是灰蒙蒙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