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浸了水的棉纸，沉甸甸地、无声无息地一页页翻过。

西关大屋里只剩下叶兰君和女佣两人。老李每日清晨依旧会来，打扫庭院，检查门窗，偶尔买些必需的米菜，然后便沉默地离开。厅堂里再没有报纸翻阅的沙沙声，书房也再没有亮至深夜的灯光。偌大的宅子，空旷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每隔五日，叶兰君会去一次城西那家精神病院。

探视时间被严格限定在周日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只有一小时。每次去，都要经过门卫审视的目光，在会客室等待王医生或护士的引领，然后走过那条总弥漫着消毒水与甜腻熏香气味的、安静得过分的走廊。

何宁玉的状况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她能认得叶兰君，说的话很少，只问考试如何，录取了没。坏的时候，她谁都认不得，躺在床上直挺挺地看着天花板，睡着睡着突然会整个从床上跳下来，大喊着“有贼！捉贼啦捉贼啦！”。那声音尖厉得不像人类能发出的，像什么东西被撕裂了一样。有一次，反应非常剧烈，她从床上一跃而下往病房门外飞奔。叶兰君愣在原地，眼睁睁看着母亲冲向门口，然后被闻声赶来的医护团团围住。母亲惊恐地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彷如活见鬼。医生考虑到她存在攻击性且无法沟通，只能使用保护性约束带，将她的四肢分别约束在保护床上，然后使用镇定剂。

叶兰君只能隔着一段距离看着。看着母亲在药物的作用下逐渐安静，眼神涣散，最终昏沉睡去。看着她身上那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衬得她日渐消瘦的肩膀轮廓嶙峋，肩胛骨在薄薄的布料下支棱着。看着她散乱花白的鬓角，几缕凌乱的头发被汗水濡湿了，黏在苍白的皮肤上，那是从前一丝不苟的发髻下绝不可能出现的景象。

每次离开，王医生都会递给她一份新的费用清单。药费、治疗费、床位费、特护费……名目繁多，数字累积起来，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头。母亲那本所剩无几的存折，早已在第一周就见了底。她不得不开始动用父亲那笔微薄的抚恤金——那是母亲曾说过要留给她将来读书、成家用的，动一分都像是从母亲最后的期望上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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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是夏末。空气中的灼热开始消退，早晚有了些许凉意。天井里那株玉兰早已开败，只剩下墨绿的叶片，边缘开始泛起一点焦黄。

这天下午，邮差在趟栊外喊了一声，塞进来两封信。

叶兰君正在天井里晾衣服，听见喊声，手在衣襟上擦了擦，穿过厅堂去开门。趟栊是酸枝木的，很沉，推开时会发出吱呀的声响。她推开门，地上躺着两封信，阳光直直地照在上面，白得刺眼。

一封是寻常的白色信封，左下角印着“岭南大学”的红色楷体字。那红色很正，在阳光下鲜艳欲滴。

另一封则是牛皮纸的商用信封，落款处印着那家私立精神病院的名字，字体工整而冰冷。

叶兰君站在厅堂中央，一手拿着一封。阳光从满洲窗斜射进来，在她脚边投下斑斓的光影。

她先拆开了那封白色的。

里面是一张印制考究的硬纸，边缘烫着金色的校徽。上面用清晰的宋体字写着她的名字，告知她已被岭南大学文学院新闻学系录取，并列明了注册日期、所需携带材料及第一学年学杂费用。纸张挺括，散发着淡淡的油墨清香，拿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属于希望和未来的质感。

她看了很久，指尖抚过“录取”那两个庄重的字。这是父亲生前对她的期望，是母亲在神智尚清时反复叮嘱的唯一该走的路。

如今，路标清晰地竖在了眼前。

然后，她拆开了那封牛皮纸信封。

里面是几张打印清晰的账单和一封简短的信函。账单详细列出了过去半个月母亲在精神病院产生的各项费用，末尾的总金额，比她上次预缴的款项又高出不少。信函语气客气而疏离，提醒她账户余额已不足，请于三日内续缴下一阶段费用，以确保治疗的连续性。末尾还附了一句：“鉴于何女士病情复杂，后续可能需引入海外新型药物，费用或有上调，敬请知悉。”

费用或有上调。

这四个字像四根针，扎在她心上。她不知道“上调”会是多少，不知道“海外新型药物”要多少钱，她只知道，她已经快撑不住了。

两张纸，一薄一厚，一轻一重，静静地躺在她手中。

薄的那张，通往一个清晰可见、却被现实阻隔的未来。厚的那叠，维系着母亲此刻冰冷而脆弱的生存。

阳光在纸面上跳跃，将那些黑色的数字和文字照得清晰无比。学费的数目对于一个家境尚可的学生家庭而言，并非无法承担。可当它叠加在精神病院那张不断加码的账单上时，就变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天文数字。

叶兰君抬起头，目光空洞地扫过空荡的厅堂。酸枝木家具沉默地立在原地，青砖地面光洁如镜，五彩玻璃投下的光影缓慢移动。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又一切都已不同。那些光影曾经是彩色的，好看的，现在看起来却像一地的碎玻璃，尖锐而冰冷。

父亲不在了。母亲被困在遥远的白色病房里。她孤身一人，站在这个曾经充满温度、如今只剩回音的宅子里，手里握着两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钧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