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了不知多久，直到腿脚传来麻木的刺痛，她才缓缓走到书桌前坐下。

将岭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仔细对折，放进抽屉最里层。然后，她摊开那叠账单，拿起钢笔，在空白的信纸上开始书写。

不是写日记，也不是抒发悲苦。

她写的是清单。

第一行：父亲抚恤金剩余数额。已经用掉大半了，剩下的，还能撑多久？

第二行：家中可变现物品估算（母亲的几件首饰、一些相对值钱的摆件、父亲留下的部分藏书和绘图仪器）。

第三行：母亲在《南华日报》社可能结清的薪金与补偿（需要去问）。

第四行：可求助之人名单。

笔尖在第四行停住了。

她脑中快速闪过一张张面孔：叶仕桥、周蕴秀、何宁辉、柳见微、报社的王芸生总编、父亲工程局的几位旧同事、母亲早年的一些朋友……

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起来。

伯父伯娘那边，在母亲出事后，除了最初派人送来一点象征性的慰问，再无声息。舅舅何宁辉……她想起母亲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日的家属，想起那封将她诱去的“母病急”便笺，心头一阵冰冷的刺痛。

报社王总编或许会同情，但报社不是慈善堂，母亲又是主动辞职。他或许会帮一点，但能帮多少呢？

父亲的那些旧同事，大多早已疏远，即便有个别念旧情的，又能帮衬多少？杯水车薪。

母亲的朋友……大多嫁作人妇，各有家庭牵绊，况且母亲性格刚硬，真正交心的并不多。有几个小时候见过的阿姨，这些年也断了联系。

笔尖悬在纸上，迟迟落不下去。墨水滴落，在纸上洇开一小团黑色的晕痕，像一滴无奈凝固的泪。

最终，她还是写下了几个名字。不是基于情分，而是基于或许还有一线可能的微弱估算。笔迹很轻，仿佛怕惊动了什么，又仿佛自己都不抱希望。

写完，她看着那张清单。左边的收入项，数字小得可怜，且是不断消耗的存量。右边的支出项——精神病院的账单像一头贪婪的巨兽，学费是另一座必须翻越的山。中间的差额，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几乎无法填补的黑洞。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暮色像稀释的墨汁，从四面八方的天际线漫上来，吞没了最后一点天光。屋里没有点灯，她独自坐在越来越浓的黑暗中，只有手中那支钢笔冰凉的金属笔夹，硌着指尖，带来一丝真实的触感。

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动了。

将账单和清单一起锁进抽屉。然后，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天井里那株在暮色中只剩剪影的玉兰。

夜色彻底笼罩了西关大屋。远处传来隐约的市声，模糊而遥远，像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微弱回响。

叶兰君静静地站着。

她知道，从明天起，她必须走出这栋宅子，走向那些或同情、或冷漠、或别有心思的面孔，去开口，去请求，去尝试抓住任何一丝可能支撑下去的微光。

为了墙上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更为了城西那间白色病房里，那个需要昂贵药物才能维持片刻安静的母亲。

路很难，但，没有退路。

她深吸一口夜晚微凉的空气，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间。脚步踩在青砖上，发出清晰而孤单的声响，在空旷的宅子里，一声，一声，敲打着这个漫长而艰难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