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秋天，有时候是拖泥带水的。午后时分，天色还是那种浑浊的灰白，空气闷得像浸透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校园里的樟树叶子边缘已泛起焦黄，却还倔强地挂在枝头，偶尔一阵风过，才懒洋洋地飘下几片，落在石板路上，被来往的鞋履碾碎成暗褐色的渣滓。

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钟敲响时，天色已明显暗了下来。教授夹着讲义走出教室，学生们三三两两地涌出慎思楼。

叶兰君收拾书包的动作比往常慢了半拍。昨夜在图书馆整理完最后一批民国二十年的《羊城晚报》合订本，已是十一点，回到西关大屋时，巷子里只剩下几盏昏黄的路灯，将她的影子拉得细长而孤单。

她背上那个洗得发白的蓝布书包——里面除了课本笔记，还有昨夜从母亲病床枕头暗格里取出的、用油纸仔细包裹的一叠手稿。稿纸很薄，字迹是母亲特有的清瘦笔锋，有些地方墨色深浅不一，像是分了许多次、在许多个深夜里断续写就的。她还没有看完，也不敢在学校里看，只是贴身带着。

走出校门时，天色更阴沉了。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在天际，远处传来隐隐的闷雷。空气里那种暴雨前的土腥气越来越浓。路旁卖云吞面的小贩已经开始收摊，锅里的热汤冒着最后几缕白汽。

叶兰君加快了脚步。

电车穿过暮色渐浓的街道，车窗外的景色飞快地向后退去。商铺早早亮起了灯，霓虹招牌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格外刺眼。车上的乘客不多，都沉默地望着窗外，或低头打盹。叶兰君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包的布面。

她在西关路口下了车。

往常这个时候，巷子里该是炊烟四起，各家厨房飘出饭菜的香气，间或有妇人的呼唤和孩子嬉笑奔跑的声音。

但今天，巷口的气氛有些异样。

首先传入耳中的是沉重的碰撞声，木头与木头、木头与铁皮车厢的闷响，混杂着男人粗声的吆喝：“小心角！这酸枝木的，磕坏了算谁的！”“往左，往左点！没长眼啊？”

叶兰君的脚步顿了一下。

她抬起头，看向巷子深处。视线所及，让她原本平稳的呼吸骤然一滞。

平日里清静的青石板巷道上，此刻停着两辆墨绿色的卡车。车斗敞开，几个穿着短褂、汗衫已经湿透的搬运工正扛着家具，从她熟悉的那个门洞里进进出出。一张酸枝木的八仙桌被侧着抬出来，桌腿上还系着防碰撞的麻绳；接着是两把太师椅，深栗色的漆面在昏沉沉的天光下依旧温润，却被粗粝的手随意搭在车斗边缘；再然后，是那个她从小看到大的、摆在厅堂正中的景德镇青花瓷瓶，此刻被一个工人单手拎着瓶颈，像拎什么不值钱的物什，摇摇晃晃地走向卡车。

叶兰君站在原地，有几秒钟的时间，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她看着那些熟悉的物件一件件被搬出来，母亲常坐的藤编摇椅、父亲书房里那架黄铜地球仪、她小时候练字用的梨花木书案，暴露在巷子里浑浊的光线下，然后被毫不怜惜地扔上卡车。

每一次撞击，都像砸在她的心口上，沉闷而钝痛。

直到一个工人扛着那扇她再熟悉不过的、镶嵌着五色玻璃的满洲窗棂走出来时，某种冰冷的东西终于刺破了那层麻木的壳。

她动了。

脚步快得近乎踉跄，蓝布书包在身后急促地晃动着。她穿过那几个抬着梳妆台的工人，穿过地上散落的、从屋里清出来的杂物，径直冲向那个指挥着搬运的工头。

工头是个四十来岁的粗壮汉子，正叼着烟卷，手里拿着一张纸，对着门洞指指点点。看到突然冲到他面前的少女，他愣了一下，烟卷从嘴角滑落些许。

“你们在干什么？”叶兰君的声音比她自己预想的要平静，但那平静底下，是绷紧到极致的弦。

工头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目光在她洗得发白的校服裙和苍白的脸上停留片刻，似乎判断出了什么。他取下嘴里的烟卷，弹了弹烟灰，语气倒不算恶劣：“搬家啊，小姑娘。这宅子卖了，主家让我们来清空。”

“卖了？”叶兰君重复这两个字，像在确认一个荒谬的笑话，“谁卖的？卖给谁了？”

工头有些不耐烦了，他抖开手里那张纸，杵到叶兰君眼前：“喏，买卖契约，白纸黑字。卖主是叶……叶仕桥太太周氏代办，钱款两清，手续齐全。我们只管搬东西，别的可不知道。”

纸张在眼前晃动，上面确实有黑色的字迹和红色的印章。叶兰君的目光死死盯在那“周氏代办”几个字上，视线像是被烫到一样，迅速移开，又移回去。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成了无法理解的咒文。

周氏代办。

钱款两清。

手续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