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研究所的工作也慢慢步入正轨。

除了林所长给我的课题外，方明远另外给我安排了一个独立课题，研究一种新型生物材料对免疫细胞活化的影响。这个课题又和我之前在M国做的研究几乎没有区别，甚至连实验动物的品系都一样。可是为什么又让方明远给我安排这样一个如此类似的小课题呢？难道林所长和方明远之间还有什么关系？

我开始怀疑，这一切不是巧合。

有一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遇到一个叫陈思远的年轻研究员。他是做结构生物学的，比我大几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比划。

“你就是新来的顾锦归？”他端着餐盘坐到我对面，“我听方哥说过你。”

“他说我什么了？”我抬头望向他，一脸好奇的问。

“说你是威尔逊的学生，很厉害。”他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不过他也说你挺奇怪的，老是做噩梦什么的。”

我愣了一下，“他怎么知道我做噩梦？”这件事除了安然，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我心下警觉。

“你梦游的时候说的呗。”陈思远笑嘻嘻地说，“方哥说你有天晚上在实验室睡着了，说梦话喊什么‘不要抽血’、‘他们还小’之类的。他还录了音呢。”

我的手一抖，筷子掉在了桌上。难道方明远知道了些什么？那他又是谁的人？是来监视我的吗？一大堆问题在脑海里不停翻涌。

“开玩笑的。”陈思远看我脸色不对，赶紧说，“他没录音。就是跟我们提了一嘴，让我们多关照你。”

“他……还跟谁说了？”我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就我们组里几个人吧。你放心，方哥不是多嘴的人。”他顿了顿，“你是不是真的做噩梦了？”看他一脸关心的样子不似作假。

我看了他一会儿，没有回答，低头捡起筷子，用纸巾擦了擦。看来以后在实验室得更小心点了。

“你要是不舒服，可以去找安然医生。”陈思远说，“她人很好，很多同事都找过她。”听到他提到安然，方明远也说过所里好多同事都找过她，看来大家的精神状态都不是怎么好啊。科研大概还是很折磨人的，大家都说不能要那种及时性的快乐，要延迟满足，可是在科研这个高压和长期投入下，严重失衡的投入产出比和长期得不到正面反馈都像是凌迟一样一点点耗干人的心气与心血。有些人说那为什么条件这么艰辛还要继续走科研这条路呢？高学历的人转行也会很快吧。可是谁又知道越是高学历的人其实在社会规训上越可守成规呢？有个词叫做“路径依赖”,就是一直在这样的教育体系里出来的优等生越是依赖于这么多年教育路径，习惯于学校环境构造的安全感，恐惧外界的不确定性。其实这样想想，越是这样高学历的人其实越脆弱呢，一直都处在学生时期那种单一的评价体系中，所以才更容易在工作中出现心理问题吧。

“你也找过？”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有的，我心里想着。

“嗯。”他点了点头，“我刚来那会儿压力很大，失眠了几个月，就是安然医生帮我调理好的。”他一边吃着饭，一边回答着。

“她是怎么帮你调理的？”我继续好奇的问。

“就是聊天啊，做放松训练什么的。”他想了想，“对了，她还给我做过催眠。挺神奇的，做完之后整个人都轻松了。”看他笑得开心的样子，应该是调理得不错。

催眠。又是催眠。

“你催眠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我试探着问。

陈思远的表情变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不记得了。催眠的时候看到的画面，醒来就忘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有些闪躲。明显也是有不可说的秘密。可是谁没有秘密呢？或者谁没有过一些艰难的不愿意面对的过往呢。

我没有再追问，低头吃饭。但心里那个疑虑越来越重。

下午回到实验室，我打开电脑，搜索了一下“安然”这个名字。

研究所的官网上有她的简介：安然，心理学博士，注册心理治疗师，擅长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抑郁症的治疗。简历看起来很漂亮，没有什么异常。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她的博士是在M国读的。而且，她读博的那所大学，和威尔逊实验室在同一个城市，而且和我去那边读博是在同一年。

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时间。

还真是巧啊，我曾经还去听过一次心理学讲座，记得是讲积极心理学的。

我关掉网页，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脑子里乱糟糟的，各种念头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

这时候，手机响了。

是董清和发来的消息：“晚上有空吗？想跟你聊聊。”

我回了一个“好”字，然后把手机关掉，继续做实验。

晚上七点，我走出研究所的大门。天已经全黑了，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和上次一样。

我这次很自然地拉开车门坐进去，董清和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看起来比上次更疲惫了一些，像是听到我来了才睁开眼的样子。

“吃了吗？”他问。

“吃了。”我简单的回答，然后系好了安全带。

“那就找个地方坐坐。”他发动车子，开到了一家咖啡馆。

咖啡馆很小，藏在一条巷子里，灯光昏暗，没什么人，只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在打扫边台。感觉像是要打烊了。我看他很自然地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我也就跟着一起坐下了。董清和点了一杯美式咖啡，我要了一杯热燕麦奶。尽管在国外待了几年，我还是没有习惯喝咖啡。

“查到了什么？”我开门见山地问他。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放在桌上，“你先看看这个。”

我接过U盘，有些犹豫，“这是什么？”

“你失踪那三年的部分记录。”他说，声音压得很低，“我从一个特殊渠道拿到的，不是很全，但应该对你有用。”

“记录？什么记录？”我拿起U盘仔细看了看，很想自己现在就是个读取器，可以直接读取里面的内容。

“医疗记录。”他看着我的眼睛，“你在那三年里，接受过很多次医疗检查。血液检测、基因测序、心脏功能评估……几乎每个月都有。”

我突然感觉被这个U盘刺了一下，本能地想丢掉，最后还是深吸了口气把它放在桌上，问道“你怎么拿到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他喝了口咖啡，“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那三年里，有人一直在监控你的身体状况。而且，你的心脏被植入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一个微型芯片。”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通过远程信号可以控制心率。简单来说，如果有人激活那个芯片，你的心脏会在70秒内停止跳动。”

我愣住了。

70秒。

倒计时70秒。

原来不是心理暗示。是真的。

“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声音在发抖。

“我们在你回国后的体检中发现的。”他说，“但是芯片的位置太深，靠近心肌，手术风险很大。而且，如果贸然取出来，可能会触发某种机制。”

“什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