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留在实验室加班。

这段时间知道了太多的事情，每一件都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沉甸甸的。妈妈的死不是意外，我的失踪不是意外，那个岛、那些人鱼——没有一样是意外。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像一个巨大的谜团，而我是那个被放在正中央的谜题。每解开一层，下面还有一层。真相像洋葱一样，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到最后，里面是空的，只剩下眼泪。

实验反而是最简单最轻松的活了。

细胞不会撒谎，不会背叛，不会在你背后用你不知道的眼神看你。它们只是在培养液里安静地分裂、增殖、分化，遵循着DNA里写好的程序，该长什么样就长什么样，该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你给它们营养，它们就活；你不给，它们就死。没有阴谋，没有算计，没有面具。和细胞打交道比和人打交道容易太多了。

方明远下午给了我一批新的细胞样本，需要连夜处理。他说得轻描淡写的，“小顾，这批细胞状态不错，你今晚处理一下，明天我要用。”好像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不需要多想的工作。我接过培养皿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他的手指，他没有任何多余的反应。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

我一个人待在细胞房里。

细胞房不大，大概十平方米，四周是白色的墙壁，地面是防滑的橡胶，踩上去有一点软。门是推拉式的，密封性很好，关上之后外面的声音几乎传不进来。这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只有我和那些看不见的细胞。

我对着生物安全柜操作。安全柜的玻璃门拉到了合适的高度，留出一个刚好能伸进手臂的缝隙。风机在头顶嗡嗡地响，气流从上往下，把可能存在的微生物吸进底部的过滤网里。我面前是那批细胞样本——六个培养皿，整整齐齐地摆在金属架上，标签朝外，字迹工整，是方明远的笔迹。

细胞房一点也不安静。安全柜风机发出的嗡嗡声是最主要的背景音，像一只巨大的蜜蜂被关在玻璃罐子里，永不停歇地震动着翅膀。离心机在角落里间歇性地工作，启动的时候声音会突然变大，像一台小型洗衣机在脱水，嗡——嗡——嗡——然后慢慢减速，最后发出很轻的“咔嗒”一声，停下来。低温冰箱的压缩机在墙边嗡嗡地响，那是另一种频率的声音，更低沉，更像呼吸，不注意听几乎察觉不到，但一旦注意到就再也忽略不了。

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没有旋律的交响曲。它们不和谐，不悦耳，但有一种奇怪的秩序——每一个声音都在自己的频率上振动，互不干扰，像三条平行的河流。在这样的声音里待久了，耳朵会产生一种奇特的麻木感，好像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一层透明的膜，把你包裹在里面，和外面的世界隔开。

可是就是这样的环境让我莫名的安心。

面对人心才是最危险的。人会笑，会关心你，会给你泡茶，会在你难过的时候递纸巾——然后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做着你永远想不到的事情。好像每个人都带着面具，看不透面具下是好还是坏。

林振国的面具是温文尔雅的学者，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和蔼的微笑，像一位慈祥的长辈。威尔逊的面具是和善的导师，永远鼓励你，永远相信你，永远说“小顾，你做得很好”。安然的面具是温柔的倾听者，耐心地引导你，小心地触碰你的伤口，像一个真正的、想要帮助你的朋友。方明远呢？陈思远呢？齐思涛呢？他们戴的是什么样的面具？他们的面具下面，藏着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细胞房里的灯格外亮。不是那种暖黄色的、让人放松的亮，而是一种冷白色的、近乎刺眼的亮。灯管是LED的，色温6500K，接近正午的阳光，但没有阳光的温度。它照在白色的墙壁上，反射出更多的白光，整个房间像一个被光填满的盒子，没有阴影，没有角落，没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

可是这种无处可藏，反而让我觉得安全。在光里，一切都是可见的。没有面具，没有伪装，没有暗处的眼睛。只有我，和那些细胞，和那些不会说话的生命。

我加完最后一个样本，然后把培养皿放进培养箱。培养箱的门是金属的，很重，拉开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的热气扑面而来——37摄氏度，模拟人体的温度。我把六个培养皿整整齐齐地摆在不锈钢架子上，关上门，听到门闩咔嗒一声锁上。

我脱下实验服，把生物安全柜定时照上紫外线。紫外线灯管在安全柜的顶部，打开的时候发出一种淡紫色的光。紫外线会杀死任何可能残留在安全柜表面的微生物，让一切回归无菌。

然后我走出细胞房。

整个实验室都是空的。

其他人都走了。方明远的实验台收拾得干干净净，移液枪架上的枪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士兵。陈思远的电脑屏幕是黑的，只有电源灯还在闪，绿色的，一闪一闪的，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萤火虫。靠窗的那个位置是空的，椅子上没有人，外套搭在椅背上——那是谁的？我不记得了。实验室的灯都亮着，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排成整齐的行列，发出惨白的光，照在每一张实验台上，每一个仪器上，每一面墙上。

没有人的实验室，像一个被遗弃的世界。

我坐在实验台前，打开电脑。屏幕亮了，桌面是我的实验日程表，密密麻麻的，每一天都被填满了。我输入密码，进入系统，鼠标点开“今日数据”文件夹。

文件夹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子文件夹——“待处理”和“已完成”。我点开“待处理”，里面是我今天做的那些实验的记录文件，按时间顺序排列，最后修改时间都是今天。一切正常。

但我的鼠标刚点开文件夹，手就停住了。

桌面上多了一个文件。不是在我的文件夹里，是在桌面上，在那些整整齐齐排列的图标中间，像一块掉在白纸上的墨渍。文件名是一串数字：0917。

和上次一样。

我的生日。

九月十七日。这个日子曾经是妈妈每年最开心的日子，她会做一大桌子菜，买一个奶油蛋糕，上面插着那种小小的纸伞。爸爸还在家的时候，他也会提前一天赶回来，带着给妈妈的礼物和给我的礼物。后来他们离婚了，蛋糕还是有的，但纸伞不见了。再后来我出国了，生日那天妈妈会打越洋电话，算着时差，在S市的午夜拨过来，说“锦归，生日快乐”。电话里有时会有鞭炮声，那是邻居家在办喜事，妈妈说“你看，大家都在替你庆祝”。

我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他们用我的生日来威胁我。他们把妈妈给我的名字、妈妈记得最清楚的日子，变成了一个威胁的符号。

我深吸一口气，点开了那个文件。

这次不是视频，是一个文档。它看起来那么普通，那么无害，像一个同学发来的作业，像一个同事传来的实验记录。

但我知道它不是。

我点开了它。

文档里只有几行字。黑色的，宋体，五号字，居左对齐，像一封格式工整的公函。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只有那几行字，冷冷地躺在白色的页面上，像几颗钉子钉在白墙上。

“你弟弟在查不该查的东西。如果你想让他活着，就停止调查。70秒。记住，你只有70秒。”

我盯着屏幕，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不是比喻——是真的能感觉到心脏在肋骨后面砰砰地撞击，每一下都那么用力，好像要把胸口撞开一个洞。血液涌上头顶，太阳穴在跳，耳朵里有嗡嗡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钟。

时易。

他们在威胁我。

所以时易应该是知道些什么的。他一定查到了什么，否则他们不会专门来警告我。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开始调查，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线索，找到了什么证据，触碰到了什么不该触碰的东西。说不定他就是正在调查妈妈的死因，从而知道了些什么。妈妈的死不是意外——这件事他比我更早知道，比我更早开始查。他用了多久？三个月？半年？还是一年？他一个人，没有帮手，没有资源，只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搞到的那些零碎信息。

可是他为什么都不和我说呢？

是怕我担心？还是怕我知道之后会阻止他？还是——他不确定我是不是值得信任？这个念头像一把冰锥，突然扎进我的脑子里。时易不确定我是不是值得信任？我是他姐姐。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爸妈离婚，一起在那些孤独的暑假里互相陪伴。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但如果他查到了什么，如果他知道了我在岛上的那些事——他会怎么看我？他还是会叫我“姐”吗？还是会在叫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多了一层什么？

时易。

我的脑子里闪过无数个画面。小时候他跟在后面，拉着我的衣角，说“姐姐等等我”。他第一次学会写我的名字，“顾锦归”三个字歪歪扭扭的，锦字少了一点，归字多了一横。他高考那天早上给我打电话，声音在发抖，说“姐，我有点紧张”。他说“等我毕业了，赚了钱，我带你去旅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他们要用他威胁我。他们知道时易是我的软肋。他们知道我可以不在乎自己——不在乎自己的安全，不在乎自己的记忆，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被监视、被控制、被当作实验品。但我在乎时易。

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滑了一截，滑轮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椅背撞在后面的实验台上，金属和金属碰撞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实验室里回响，像一声枪响。我顾不上那么多，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滑了好几次才解开锁。我翻到时易的号码，拨了出去。

电话响了很久。一声、两声、三声——每一声都像过了很久很久。我看着屏幕上的计时器，数字从5跳到10，从10跳到15。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接？是不是已经——

“喂，姐？”时易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有些沙哑，像是刚睡醒。

我的心脏猛地落回了原处，像一块石头终于着了地。我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变得急促，像是刚跑完一段很长的路。

“时易，你没事吧？”我的声音在发抖，抖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那不像是我自己的声音，更像是一个受了惊吓的陌生人的声音。

“没事啊，怎么了姐？”电话那边的声音充满疑惑，还有一点点被打扰睡眠的烦躁。他一定刚从床上爬起来，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头发乱糟糟地贴在头上。

“你在哪里？”我没有直接回答他刚才发生的事。我不敢在电话里说太多，不知道这条线是不是安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

“在宿舍啊。刚睡了一会儿。”他打了个哈欠，声音含混不清，“姐，你怎么了？声音不太对。”

“你……你有没有在查什么？”我还是问了出来。迟早是要知道的，现在知道得越早越好，可以让时易早点从这个漩涡里出来。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那一秒钟的沉默比之前所有的忙音都更让人心慌。我能想象他坐在床边，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揉着眼睛，脑子从睡眠中慢慢清醒过来，然后被我的问题击中，一下子彻底清醒了。

我就知道。

“姐，你怎么知道的？”他的声音明显清醒又沉静下来。没有慌张，没有犹豫——他已经做好了被发现的准备，也许在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沉得很深，很深，像一块石头被扔进了深海，一直往下坠，没有尽头。

“你在查什么？”我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几乎是耳语。实验室里太空旷了，任何声音都会被放大，被反射，被传到不该传到的地方。

“我……”他犹豫了一下。我能听到他在呼吸，深呼吸，像是在给自己打气。“我在查妈妈的事。我觉得她的死不是意外。”

果然。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不是悲伤，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心疼、愤怒、恐惧、还有一丝丝愧疚。心疼他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一个人扛了这么多，愤怒他瞒着我一个人冒险，恐惧那些已经盯上他的人，愧疚我没有保护好他。

“时易，你听我说。”我压低声音，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用力，但很轻。“不要再查了。不管你在查什么，都停下来。”

“为什么？”我明显听出来他的不解和愤怒了。他的声音变硬了，像一把刀，刀刃朝着我。“姐，你知道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她死之前经历了什么吗？你知道——”

“我知道。”我打断他。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可怕。“我知道妈妈是怎么死的。我也知道她为什么死。”

电话那头沉默了。比之前更长的一秒。

“因为有人在盯着我们。”我继续说，声音还是那样平静，但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他们威胁我，如果你继续查下去，他们会对你动手。时易，他们不是开玩笑的。他们已经杀了妈妈，他们不会在乎再多杀一个。”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很重，很急促，像一个人在奔跑。他在挣扎。我知道他在挣扎。他想为妈妈讨回公道，但他也不想让我担心。这两股力量在他心里拉扯着，像拔河一样，谁也不让谁。

“姐，”时易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平静，那种平静比愤怒更让我害怕。“你害怕吗？”

“我当然害怕。”我说，声音终于有了裂缝，像一面被敲了一下的玻璃，裂纹从中心向四周蔓延。“我害怕失去你。我已经失去妈妈了，我不能再失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