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就给董清和打了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他的声音很清醒，不像刚睡醒的样子。当警察的人大概都这样，手机放在枕头边，随时待命，随时醒来。我有时候会想，他们是不是连睡觉的时候都留着一只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昨晚的事，我跟你说了。”我的声音有些沙哑，昨晚没睡好，喉咙像被砂纸打磨过。

“我知道了。”他的反应比我预想的平静得多，像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你弟弟那边，我会派人盯着。”

“好。”我顿了一下，“能查出来是谁放的文件吗？”

“我试试。但大概率查不到。”他的声音里有一丝无奈，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明知道陷阱在哪里，却抓不到设陷阱的人。“那个人的技术很专业，不会留下痕迹。能在研究所的服务器里无声无息地放一个文件，又无声无息地删掉——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要么是内部人员，要么是有内部权限的人。”

“我知道了。”

“你继续正常上班，不要打草惊蛇。”他说，“他们会盯着你，你也会盯着他们。谁先露出破绽，谁就输了。我会想办法。”

“董警官，”我犹豫了一下，手指停了下来，“你觉得，这件事和林所长有关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这两秒里，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很轻很稳，像一潭深水。

“很有可能。”他说，“但我需要证据。林振国这个人，在学术界和政界都有很深的人脉，动他不是一件小事。没有铁证，谁都动不了他。”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天光一点一点地亮起来。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渗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淡金色的线，慢慢地变宽、变亮。楼下的街道开始有了声音——垃圾车的轰鸣声，早餐摊的吆喝声，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按喇叭的声音。世界照常运转，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收拾了一下，把头发扎成马尾，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那个人看起来很普通，和昨天、前天、大前天没有任何区别。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她说谎的时候，眼睛会不会眨？她微笑的时候，嘴角的角度会不会出卖她？

到了研究所，一切如常。方明远在细胞房忙，透过玻璃窗能看到他穿着实验服的背影，正在往培养皿里加样，动作很熟练，一气呵成。陈思远在办公室里看文献，电脑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英文，他一手托着腮，一手在鼠标上点来点去。

没有人提到昨晚的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坐在实验台前，打开电脑。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扫过桌面——那些图标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文件夹、软件快捷方式、回收站……一切如常。那个名为“0917”的文件已经不见了，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和上次一样。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处理昨天的实验数据。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手很稳。这大概是在实验室里泡了这么多年练出来的本能——不管脑子里有多乱，手不会抖。移液枪不会因为你在想别的事情就加错剂量，离心机不会因为你害怕就停下来。实验是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里，我可以暂时忘记外面的混乱。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端着餐盘在食堂里找位置。食堂很大，能坐不少人，此刻正是高峰期，到处都是说话声和餐具碰撞的声音。空气里弥漫着食堂特有的气味——红烧肉的酱香、青菜的蒜味、米饭的蒸汽混在一起，不好闻也不难闻。

我刚坐下，安然就端着餐盘坐到了我对面。

她今天穿了一件淡绿色的针织衫，头发披在肩上，看起来温柔而无害。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很自然，像一个普通的朋友在食堂偶遇。

“昨晚睡得好吗？”她问，一边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米饭。

“还行。”我说，夹了一块土豆放进嘴里，嚼得很慢。“但做了一些奇怪的梦。”

“什么梦？”她的筷子停了一下，很细微的停顿，如果不是我一直在观察她，根本不会注意到。

“梦见有人威胁我。”我抬起头看着她，“安然医生，你认识林所长吗？”

她的筷子彻底停住了。只是一瞬间，然后她又开始夹菜，动作流畅得像什么都没发生。“当然认识，他是所长嘛。”

“我是说，你和他熟吗？”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眼睛却盯着她的反应。

“不算很熟。”她夹了一口菜，细嚼慢咽，“就是工作上的接触。我刚来的时候他找过我谈话，后来偶尔会在走廊里遇到，打个招呼。怎么了？”

“没什么，随便问问。”我低下头继续吃饭。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追问。但我知道，她一定在琢磨我为什么突然问起林振国。也许她会打电话给谁，也许她会在某个本子上记下这个细节。我不知道。我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继续扮演那个信任她的、需要她帮助的顾锦归。

吃完饭，我回到实验室。方明远不在，他的实验台收拾得很干净，只有一支记号笔孤零零地躺在架子上。我坐下来，打开抽屉，拿出那个一直放在里面的小铁盒。

铁盒是妈妈以前装针线的，巴掌大小，红色的漆面已经有些斑驳了。我出国那年，她从抽屉里翻出来，塞进我的行李箱。“装点小东西，”她说，“别弄丢了。”后来我真的用它装小东西——硬币、发卡、还有那张从旧钱包里掉出来的全家福。

现在里面装着一样新的东西。一个很小的、用白色手帕包着的物件。我打开手帕，露出里面的东西——一枚小小的、莹白色的……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它不是石头，不是金属，也不是塑料。它很轻，表面光滑，有微微的温度。它的一面刻着几个字，歪歪扭扭的，像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刻上去的：“顾姐姐，我会等你。”

这是我醒来的时候，在病号服的口袋里发现的。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连董清和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每次握着它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少年的脸——蓝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瘦削的肩膀。他在对我笑，笑容很轻很淡，像海面上反射的月光。

他叫小七。

这个名字是我给他起的。我记得。不是通过记忆——记忆是缺失的——而是通过身体。每次想到“小七”这两个字，我的心跳就会变快，手指会微微发凉，像是握过一双冰凉的手。身体记得那些大脑忘记的事情。

我握着小七给我的信物，闭上眼睛。耳边似乎响起了海浪的声音，还有一句很轻很轻的话：“顾姐姐，你要快点想起来。我还在等你。”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脏里。不疼，但一直在那里。

我把信物重新包好，放回铁盒里，锁上抽屉。

中午的时候，时易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姐，”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查到了更多的东西。”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什么？”

“那个安然，不只是和妈妈通过电话。我查到了她在M国的记录——她和你同一所大学，同一个时间段。她的博士导师叫詹姆斯??怀特，和威尔逊教授是多年好友。他们一起发表过论文，一起参加过学术会议。”

我的手指攥紧了手机。

“还有，”时易继续说，“她回国的时间和你差不多。你回来之后不到两个月，她就来了S市，进了你们研究所。”

“所以——”

“所以她不是巧合。”时易的声音很坚定，“姐，她是冲着你来的。从一开始就是。”

挂了电话，我坐在实验台前，盯着面前的培养皿。细胞在显微镜下安静地分裂着，对人类的阴谋一无所知。我多想像它们一样，什么都不想知道。

那天下午，我去了安然的心理咨询室。

不是因为我需要治疗——是因为我想试探她。时易查到的那些信息像一块块拼图，我需要确认它们能拼成什么样的画面。

安然给我泡了茶，还是茉莉花茶。白色的瓷杯，杯壁上有一朵蓝色的花，在热水的温度下微微发烫。她坐在我对面，笑容温和，像一个真正的、想要帮助我的朋友。

“锦归，今天感觉怎么样？”她问。

“还好。”我捧着茶杯，让杯壁的温度暖着我的掌心，“昨晚没做噩梦。但有一些事情，我想不明白。”

“什么事？”

“我失踪那三年。”我看着她的眼睛，“你说过，你相信那些记忆是真实存在的。那你觉得，我应该去找它们吗？”

安然沉默了一会儿。她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慢慢放下。

“这取决于你自己。”她说，“记忆就像深海里的沉船，有些值得打捞，有些沉在那里反而更好。你永远不知道你捞上来的会是什么。”

“但如果我不去捞，我会一辈子都在想——那艘船里到底有什么。”

她看着我，目光里有某种我读不懂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担忧，更像是一种……计算。她在计算我的情绪，计算我的决心，计算我应该被推往哪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