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我按照计划，一边做实验，一边收集证据。

我每次进入林振国的办公室，都会偷偷用手机拍下他桌上的文件。不是每次都能拍到有用的东西——大部分时候，桌上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公文、期刊、会议纪要。但偶尔，我会看到一些不该出现在所长办公桌上的东西。

有一次，是一份银行转账记录。金额很大，收款方是一个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转账备注栏是空白的，没有任何说明。我把这份文件放在所有文件的最下面，假装不经意地翻开，拍了三张。手很稳，呼吸很平。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砰砰跳，但我的手指没有抖。这么多年在实验室里训练出来的稳定性，在那一刻派上了用场。

有一次，是一份客户名单。打印在A4纸上，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列名字和一列数字。那些名字有些是英文，有些是中文拼音，还有一些是我认不出的文字。数字是金额，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单位是美元。我快速扫了一遍，大概有二十几个名字。二十几个人，买走了几十瓶保存液，支付了几千万美元。那些人鱼的血，就这样变成了数字，变成了转账记录，变成了林振国账户里不断增长的数字。

我拍下了那份名单。拍完之后，我把文件按原样放好，把桌上的笔筒摆正——林振国有一个习惯，笔筒的把手必须朝左，我在他不在的时候观察过。我甚至用纸巾擦了擦桌面上可能留下的指纹。这些细节，是方明远无意中教会我的。有一次他跟我说，做实验最重要的不是技术，是习惯——每一个动作都要标准化，每一次操作都要可重复。我把这个原则用在了拍照上。

我也开始注意那些经常出入林振国办公室的人。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每个月来一次，每次来都带着一个银色的手提箱。他穿着很体面，深色的西装，袖口的纽扣是金属的，在日光灯下反着光。他从来不敲门，直接推门进去，在里面待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出来，手里拎着那个手提箱，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我从来没见过他和任何人打招呼。

有一次，我在走廊上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顾锦归？”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转过身，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睛是深褐色的，像两颗琥珀。他看着我，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像是见到一个老朋友。

“你是？”我一时没认出来。这张脸很眼熟，但我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不认识我了？”他笑了笑，那笑容让他的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我是齐思涛啊。周楠的老公。”

“齐师兄！”我愣住了。“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工作啊。”他说，语气很轻松。“生物物理研究所，病毒室。来了快两年了。”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我问。这个研究所不大，虽然有几栋楼，但食堂只有一个，在研究所里待了两年的人，我不可能一次都没见过。

“我们的实验室不在同一栋楼。”他笑了笑。“而且我最近一直在出差，很少在所里。上个月在昆明待了三个星期，回来没几天又要走了。”

“哦。”我点了点头。“那真巧。”

“是啊。”他看了看手表。“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周楠一直念叨你，说好久没见了。她这个人你也知道，话多，没人听的时候就跟我念叨，念叨完你念叨涛哥，念叨完涛哥念叨她妈。”

“好啊。”

晚上，我和齐思涛、周楠在一家湘菜馆吃饭。周楠的肚子已经很大了，预产期就在下个月。她穿着一件宽松的孕妇裙，深蓝色的，上面印着白色的小花。她走路的时候一只手撑着腰，另一只手托着肚子，像一个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气球。她坐下来的时候，椅子往后挪了好几次才找到合适的位置。

“锦归，你在所里还习惯吗？”周楠一边剥虾一边问。她的手指有些肿，戒指戴不进去了，用一根红绳系在手腕上。

“还好。”我说。“就是有点忙。你呢？预产期什么时候？”

“下个月十号。”她摸了摸肚子，脸上有一种说不清的光。“是个女孩。齐思涛非要给她起名叫齐悦，我说太俗了，他说不俗，‘悦’是喜悦的意思。”

“挺好的名字。”我说。

“齐思涛也是，天天加班。”周楠瞪了齐思涛一眼。齐思涛正在夹菜，被她一瞪，筷子悬在半空中，像一只被吓住的蜻蜓。“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有时候半夜三更爬起来接电话，接完就出去了，天亮才回来。”

“项目需要嘛。”齐思涛笑了笑，把筷子上那块鱼放进了我的碗里。“锦归，听说你在做免疫耐受的项目？”

“嗯。”我夹起那块鱼，放进嘴里。鱼肉很嫩，入口即化。

“那个项目……”他犹豫了一下，筷子在碗边轻轻磕了两下。“你小心一点。”

“什么意思？”我看着他。

“没什么。”他低下头吃饭，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米饭，欲言又止的样子。“就是觉得那个项目的水很深。”

我看着他，心里有些疑惑。他知道些什么。但他不敢说。他的眼神在躲闪，那种躲闪不是撒谎者的躲闪，而是害怕者的躲闪——像一个在黑暗中看到了什么东西的人，不敢再看第二眼，也不敢告诉别人他看到了什么。

吃完饭，我送周楠回家。齐思涛走在前面，步子很快，像是在赶时间。我扶着周楠走在后面，她的步子很慢，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锦归，”周楠突然压低声音，侧过头靠近我的耳边。“齐思涛最近有些不对劲。”

“怎么了？”我也压低声音。

“他老是半夜起来打电话。问他跟谁打，他说是工作上的事。但工作上的事为什么要半夜打？白天不能打吗？”她顿了一下。“还有，他最近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好。以前他胃口很好的，一顿能吃三碗饭。现在一碗都吃不完，筷子在碗里拨来拨去，就是不见往嘴里送。”

“可能是工作太累了。”我说。

“不是累。”周楠摇头，她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像是一种从胸腔里挤出来的气音。“是怕。他在害怕什么。我跟他睡一张床，我能感觉到。他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发现他坐在床边，盯着窗外看。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睡不着’。但他的眼睛里有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那种……你在电视上看到的，被追杀的人的眼神。”

我沉默了。周楠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某个一直关着的门。

“锦归，你在所里，帮我留意一下他。”周楠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很暖，但微微有些发抖。“我不求他升官发财，我只求他平平安安的。孩子快出生了，我不想……”

她没有说完。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不想孩子没有爸爸。就像我和时易一样。

“好。”我说。“我会的。”

回到家后，我坐在沙发上，一直在想齐思涛的话。“那个项目的水很深。”他知道些什么。但他不敢说。他是病毒室的研究员，和林振国的项目没有直接关系。但他的实验室在同一栋楼，他的办公室在同一层走廊，他的午餐在同一个食堂。他一定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也许是无意中听到的对话，也许是走错楼层时瞥见的文件，也许是深夜加班时撞见的会面。

也许，他可以成为我的另一个突破口。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去病毒室找齐思涛。

病毒室在另一栋楼里，条件和再生医学实验室差不多。走廊窄一些，灯光暗一些，空气里有一种淡淡的、说不清的气味——不是消毒水，也不是化学试剂，更像是某种活的东西的气味。我走到门口的时候，犹豫了一下。门半开着，里面传来离心机运转的声音，嗡嗡嗡的，像一只巨大的蜜蜂被困在了玻璃罐子里。

我推门进去。齐思涛在细胞房里，透过玻璃窗能看到他的背影。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手套，正在生物安全柜前操作。他的动作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做一件很费力的事情。我在外面等了一会儿，他才出来。

他脱下手套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那种抖不是紧张，也不是害怕——是疲惫。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怎么都赶不走的疲惫。

“齐师兄，有空聊聊吗？”我问。

“怎么了？”他摘下口罩，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的脸色很差，嘴唇发白，眼窝深陷。和昨晚在餐厅的时候相比，他又瘦了一些。

“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他把手套扔进生物危害垃圾桶里，盖子的弹簧发出一声很轻的响。

“你对林所长的项目，了解多少？”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那种变化很短暂，像一道闪电划过夜空，一瞬间就消失了。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正常。

“什么意思？”他问，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

“我觉得那个项目有问题。”我压低声音，眼睛看着走廊的方向，确认没有人在附近。“那些人鱼……是被迫的。那些血清……不是他们自愿捐献的。”

齐思涛沉默了很久。他靠在实验台边上，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眼睛盯着地面。日光灯在他头顶嗡嗡地响，照在他的白大褂上，反射出一种冷冷的、没有温度的光。

“你不该管这些事。”他终于开口，声音很低。

“为什么？”

“因为……”他看了看周围，确认没有人在听。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日光灯的声音和自己的回声。“因为那些人的势力太大了。你管不了。”

“那你呢？你也在帮他们？”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没有说话。他的沉默就是答案。

“齐师兄，”我走近一步，声音压得更低了。“你知道些什么，对不对？你知道那些人鱼是怎么被对待的。你知道那些血清是用来做什么的。你什么都知道。”

“我不知道。”他摇头，摇得很用力，像是在说服自己而不是在说服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在说谎。”我说。

“锦归。”他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底的恳求。“你不要再问了。为了你好，也为了周楠好。”

“周楠？”我的心跳加速了。“他们威胁你了？”

他没有回答。他转过身，推开细胞房的门，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玻璃窗上映出他的背影，瘦削的、微微佝偻的、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背影。他在害怕。他害怕那些人会伤害周楠，会伤害他未出生的孩子。他害怕那些人会像对待妈妈一样，用一辆没有车牌的面包车，在一个没有监控的路口，结束他所有在乎的东西。

我不能逼他。但我知道，他是站在我这边的。他的沉默不是拒绝，是恐惧。他的回避不是背叛，是保护。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周楠，保护孩子，也在保护我——用远离我的方式。

我转身走出了病毒室。走廊很长，日光灯在头顶一字排开，惨白的光照在白色的墙壁上，反射出更多的白色。我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哒、哒、哒，像一个孤独的心跳。

走出那栋楼的时候，阳光照在脸上，有些刺眼。我眯起眼睛，站了一会儿，让秋风把白大褂的下摆吹起来。

林振国，你准备好了吗？我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