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我更加小心了。

每一天走进研究所的大门，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压力，像一层透明的薄膜，紧紧地裹在我的皮肤上。空气里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气味，不是温度，而是一种更抽象的、更难以名状的存在——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像野兽在草丛深处屏住的呼吸。我知道，林振国迟早会发现我在调查他。也许他已经发现了。也许他只是在等，等我露出更多的破绽，等我自投罗网。他的耐心是猎手的耐心，我需要在他动手之前，拿到足够的证据。

机会来得比我预想的快。

那天下午，我去林振国的办公室汇报实验进展。走廊很长，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地响，惨白的光照在白色的墙壁上，反射出更多的白色。我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哒、哒、哒，像一个孤独的心跳。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发现赵秘书不在。她的工位上空空荡荡的，电脑屏幕是黑的，键盘被推到了最里面，椅子推到了桌下。桌上的水杯不见了，那个印着兰花图案的白色瓷杯，她每天都会用它喝茶，茶叶是龙井，来自林振国办公室的那个铁罐。今天没有，什么都没有。

门半开着。一条大概十厘米的缝隙，像一只半闭的眼睛。我敲了敲门，指节叩击木门的声音在安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脆。里面没有回应。我又敲了一次，等了几秒，还是没有声音。

我推门进去。

办公室没有人。但电脑是开着的。

屏幕上的光线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眼，像一盏在黑暗中点亮的灯。那是一封邮件，Outlook的界面，白色的背景，黑色的字，光标还在某个段落末尾一闪一闪的，像是写邮件的人刚离开，随时会回来。

我犹豫了一秒。一秒。心脏在胸腔里砰砰地跳，快得像要从肋骨后面蹦出来。血液涌上头顶，太阳穴在跳，耳朵里有嗡嗡的声音。我的手心开始出汗，手指微微发抖。

然后我快步走了过去。

我站在办公桌前，身体微微前倾，眼睛扫过屏幕上的文字。一个词一个词地，像在实验室里阅读一份重要的实验报告，逐字逐句，不敢遗漏任何一个细节。

“威尔逊教授：

中东客户的心脏培养进展顺利，预计两周后可完成。请确认岛上供体的健康状况，确保血清供应充足。

另外，关于顾锦归，她的记忆似乎有恢复的迹象。是否需要采取措施？请指示。

林振国”

我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愤怒。那种愤怒是冰凉的、缓慢的、像岩浆在地壳下面流动。采取措施。这四个字，轻描淡写的，像在讨论一个实验方案、一个技术参数、一个可以随时被替换的耗材。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有名字、有面孔、有记忆的人。是一个“问题”，需要被“处理”。

我拿出手机，打开相机，对准屏幕，我知道照片不能模糊——模糊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模糊了就变成了可以被人否认的证据。我深吸一口气，用两只手握住手机，手肘夹紧身体，像在实验室里拍摄显微镜下的细胞样本一样。咔嗒。照片拍下来了。屏幕上的邮件变成了我相册里的一张图片，一串数据，一个可以被传输、被复制、被保存的文件。我从容地退出办公室，轻轻带上门。门锁咔嗒一声，在安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我的步子不快不慢，和来的时候一样。走廊很长，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地响。赵秘书还没有回来，她的工位还是空的。我走过的时候，看了一眼她桌上的那个笔筒，里面插着几支笔，每一支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切都和来时一样。

晚上，我把照片发给了董清和。

“采取措施——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他在电话那头问，声音很低。

“他们要对我动手。”我说，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可怕。那种平静不是释然，是一种空洞，像一个被掏空了所有东西的房间，只剩下墙壁和地板。“他们发现我在调查了。”

董清和沉默了一会儿。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很轻，很稳，但节奏比平时快了一些。“你不能再回研究所了。”

“不行。”我摇头，尽管他看不到。“如果我突然消失，他们会起疑心。而且我还没有拿到足够的证据。一份邮件不够，董清和。它可以被解释——‘采取措施’可以解释为‘加强保护’，‘记忆恢复’可以解释为‘关心我的健康状况’。林振国有最好的律师，他们会把每一个字都拆开，重新拼成一个无害的故事，而他们最会的就是讲故事。”

“可是——”

“董警官。”我打断他。我很少打断别人说话，但这一次，我不能让他说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我不能在这个时候退缩。小七还在岛上，那些人鱼还在笼子里。如果我现在走了，他们就永远没有希望了。”

他沉默了很久。电话那头只有偶尔传来的纸张翻动的声音。他在翻什么？也许是案件卷宗，也许是地图，也许是他一直在做的那份笔记——我见过那个笔记本，黑色的封皮，边角已经磨损了，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有些地方还贴着便利贴。

“好。”他终于开口。“但你要答应我，一旦觉得不对，立刻离开。不要犹豫，不要想着再拿一份证据，再拍一张照片。立刻走。”

“我答应你。”

第二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发现实验室的气氛有些不对。

那种不对不是可以用语言描述的。没有人大喊大叫，没有人跑来跑去，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可以被捕捉的瞬间。但你能感觉到——像空气的湿度变了，像气压变了，像某种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东西在房间里弥漫。所有人的声音都低了一些，笑声少了一些，目光交汇的时间短了一些。他们知道了什么。或者他们感觉到了什么。

方明远没有来。

他的实验台在靠窗的位置，阳光照在那张台面上，落在一层薄薄的灰上。移液枪架上的枪还在，但排列的方式不对——他从来都是按照量程从小到大排列的，像一个强迫症患者。今天，那些枪的顺序乱了。不是他放的。他不在的时候，有人动过他的东西。

“方老师呢？”我问陈思远。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电脑上是打开的文献，但我进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在看——他的目光在窗外，落在某个我看不到的地方。

“请假了。”他说，没有抬头。“说是身体不舒服。”

“他昨天还好好的。”我站在方明远的实验台前喃喃道。

“谁知道呢。”陈思远耸了耸肩。但他的表情不自然。他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像是一个被压下去的表情——也许是苦笑，也许是别的什么。他的手在鼠标上无意识地滑动，屏幕上的光标在PDF页面上下游移，但他没有在读任何一行字。

中午的时候，我去了方明远的办公室。门锁着，铁灰色的门把手冰凉的，按下去的时候纹丝不动。我敲了三下，没有人应。走廊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外机的嗡嗡声，和远处某个实验室里传来的离心机运转的声音。我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方老师，你还好吗？”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复了——手机屏幕亮了。他的消息只有一行字：“我没事。你别管我。”

那条消息让我更加不安了。不是因为它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没有说什么。没有“我只是感冒了”，没有“过两天就回来”，没有“不用担心”。只有“你别管我”。那是一个在害怕的人说的话。一个不想连累别人的人说的话。

下午，我去找安然。

心理咨询室的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她的肩膀上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轮廓。好像只有在她这里才能把研究所所有的暗流涌动阻挡在外面。

“安然医生，方明远出事了么？”

她转过身。她的脸上没有化妆，嘴唇有些干，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黑色。她看起来像是好几天没有睡好。

“你怎么知道的？”她的声音和平时不一样，少了一种从容，多了一种紧绷。

“他没来上班。我觉得不对劲。”我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

安然沉默了一会儿。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落在窗外的某个地方。窗外是研究所的院子，几棵香樟树在风中轻轻摇晃，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

“他昨晚被人打了。”她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

“什么？！”我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炸开，像一颗石子丢进了平静的湖面。我的身体比我的大脑反应更快——我往前走了一步，膝盖撞到了茶几的边角，生疼，但我没有低头去看。

“在他家楼下。三个人，蒙着面，没有说一句话，上来就打。”她的声音很低，低到我要屏住呼吸才能听清。“肋骨断了三根，左手臂骨折，脸上缝了七针。现在在市一院。”

“谁干的？”我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

“你不知道吗？”她看着我，目光里有某种我读不懂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一种在说“你终于问到了”的情绪。“他在帮你。”

“帮我？”我愣住了。

“你以为林振国不知道你在调查他？”她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像是在说一个秘密。“他早就知道了。从你第一次去岛上，他就知道了。”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从第一次去岛上，他就知道了。

“方明远一直在暗中保护你。你每次进入林振国的办公室，是他帮你把监控记录覆盖掉的。你去岛上的那些痕迹，是他帮你抹掉的。你以为那些文件是你自己找到的？那些转账记录、那些客户名单——是他故意放在林振国桌上的，他知道你会拍照。”

方明远——那个总是沉默寡言的、话不多的、让我“离林振国远一点”的人——一直在帮我。他冒着被打断肋骨的风险，帮我删监控、抹痕迹、放文件。而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每次走进林振国的办公室，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以为自己是一个孤身奋战的勇士。我不是。我身后站着一个人，一个随时可能被击倒的人。

“他现在在哪里？”我抬起头，看着安然。

“市一院，住院部六楼，603病房。”她说，“但你别去看他。太危险了。林振国的人可能还在盯着。”

“我知道。”

我回到实验室，坐在实验台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些试管、培养皿、移液枪上，照在我发抖的手指上。安然的话还在我脑子里不停回荡。

方明远因为我而受伤。肋骨断了三根，左手臂骨折，脸上缝了七针。如果我再继续下去，下一个受伤的会是谁？时易？周楠？还是齐思涛？或者更糟——像妈妈一样。

我不能连累他们。

但我不能停。如果我停了，那些人就永远逍遥法外了。

晚上，我还是偷偷去医院看方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