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部在医院的后面，是一栋独立的六层楼房。外墙是白色的，但已经有些发黄了，有些地方的墙皮剥落，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几个抽烟的人，穿着病号服，外面套着棉袄，在深秋的夜风里缩着脖子。我穿过他们，走进大厅，找到电梯。电梯很旧，关门的时候会发出吱呀的声音，轿厢里的灯管有一根是坏的，光线昏暗，像一个移动的暗室。

六楼。走廊很长，空气传来消毒水的味道，混着某种更浓烈的、说不清的气味——是药，是血，是病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属于医院特有的气味。603在走廊的尽头。门是关着的，门上的玻璃窗透出里面的灯光，昏黄的，暖暖的，像一盏守夜的灯。

我推开门。

方明远躺在床上。他比我想象的更瘦，白色病号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领口敞着，露出锁骨和胸前厚厚的白色绷带。他的左手臂打着石膏，挂在胸前，用一条蓝色的吊带固定着。脸上被纱布覆盖了大半张脸。他闭着眼睛，呼吸很轻，胸口微微起伏。

“方老师。”我轻声叫他。声音很轻，既怕打扰他又怕他听不见。

他的眼皮动了一下。然后慢慢地，一寸一寸地，他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是浑浊的，不是因为眼泪，是因为疲惫——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怎么都赶不走的疲惫。他看到我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左手动了动，石膏磕在床沿上，发出一声闷响。

“别动。”我赶紧走过去，按住他的右肩。他的肩膀很瘦，骨头硌着我的手掌，像握着一把干柴。

“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很虚弱，像砂纸磨过粗糙的木板。“不是让你别来吗？”

“我来看看你。”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跟你没关系。”他摇头，动作很慢，像是怕扯到伤口。“是我自己不小心。”

“方老师，你为什么要帮我？”我看着他。他的眼睛在灯光下有一种说不清的颜色，不是黑，不是褐，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灰色，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他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夜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得窗帘轻轻晃动。月光从没有拉严实的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

“因为我知道你是对的。”他终于开口。

“什么意思？”

“那些人鱼。”他说，目光落在天花板上。天花板上有一盏日光灯，灯管的两端已经发黑了，中间还有光，但很微弱。“我去过那个岛。”

我愣住了。“什么？”

“三年前，林振国带我去过。”他的声音很平，像一个在讲述与自己无关的故事的人。“他说有一个项目需要我帮忙，到了之后才知道是什么。那些笼子，那些孩子，那些采血记录——我跟你一样，想救他们。我站在那个房间里，看着那些蓝色的眼睛，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害怕。他们和我见过的所有害怕的东西都不一样——那种害怕是没有声音的。”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报警？”他苦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扯动了他脸上的伤口，他的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又舒展开来。“你以为警察里面没有他们的人？你以为这个案子为什么三年都没有进展？不是查不到，是不敢查。”

我沉默了。

“我试过。”他说，“我匿名举报过，用了临时邮箱，在网吧发的。但举报信发出去不到两个小时，林振国就知道了。他在组会上说，‘最近有人造谣我们的项目，大家不要理会。’他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有光——不是愤怒，是警告。他知道是我。”

“然后呢？”

“然后我又找了媒体。一个做调查记者的朋友，以前一起吃过饭，我觉得可以信任。我把资料发给他，他看完之后很兴奋，说这是大新闻，说要来采访我。第二天，他的报社接到一个电话，不知道是谁打的，也不知道说了什么，总之那个记者被调走了，调到了另一个城市，负责一个完全不相关的版面。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只有四个字：‘对不起，保重。’”

“所以你选择了沉默？”

“不是沉默。”他转过头看着我。那个动作很慢，很吃力，像是每一个角度都在和疼痛对抗。“是等待。等待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你。”他说，“你是那个机会。”

“我？”

“你是威尔逊的学生，你知道那个技术的核心。而且你失踪了三年，所有人都知道你被他们害过。如果你站出来指控他们，舆论会站在你这边。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勇敢，是因为你的故事——一个失踪三年的女博士，一个被绑架、被囚禁、被当作实验品的受害者——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反驳。”

“可是我没有证据。”我的声音很低。

“你有。”他压低声音，目光扫了一眼门口，确认没有人在。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护士的脚步声，和远处某个病房里监护仪的滴滴声。“林振国的电脑里有一个加密文件夹，里面是所有交易的记录。客户的名单、转账的金额、岛上的实验数据——全在那里。那是他最后的底牌，也是他最大的把柄。他留着那些东西，不是为了纪念——是为了自保。如果有一天他被抓了，那些东西就是他和检察院谈判的筹码。”

“你知道密码吗？”

“不知道。”他摇头，“但我猜，密码和他每周四去的地方有关。那个会所，不只是他消遣的地方。他在那里见客户、谈交易、分钱。那个地方是他整个网络的枢纽。”

那个私人会所。

“我知道了。”我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发出很轻的吱呀声。“方老师，你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给我。”

“小心。”他说，声音很轻。“林振国比你想象的更危险。你以为你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但你不知道那座冰山有多大。”

我点了点头，转身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手搭在门把手上，金属的凉意透过指尖渗进来。

“顾锦归。”方明远叫住了我。

我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妈妈的事……我很抱歉。”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我转过身。他躺在那里，脸上缝着针，手臂打着石膏，绷带下的胸口缠着厚厚的纱布。他的眼睛在灯光下很亮，像两颗快要熄灭的星。

“你知道什么？”我走回床边，看着他。

“我知道她是被杀的。”他的声音很低，低到我要屏住呼吸才能听清。“我也知道是谁杀的。”

“谁？”

“林振国。”

这三个字像一把刀，插进我的胸口。不是比喻——是真的感觉到一阵剧痛，从心脏的位置向外扩散，像有人在用一把钝刀慢慢地锯开我的肋骨。

“他为什么要杀我妈妈？”我的声音在发抖。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因为你妈妈发现了他的秘密。”方明远说。“她有一个学生，在M国读书，无意中看到了威尔逊的研究资料。那些资料里提到了人鱼血清，提到了器官培养，提到了岛上的实验室。那个学生不知道那些资料意味着什么，但她觉得不对劲，所以她把它们发给了你妈妈。”

“那个学生是谁？”

“安然。”方明远说。“你妈妈的学生，就是安然。”

所以安然说的是真的，只是模糊了和我妈的关系。

“安然把资料传给了你妈妈。”方明远继续说，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很久远的、已经被风吹散的故事。“你妈妈看完之后，决定报警。但她的电话被监听了。林振国知道她知道了。他在她报警之前，就知道了。”

“所以他在S市制造了一场车祸。”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可怕。

“对。”方明远说。“一辆偷来的面包车，一个没有监控的路口，一个和你长得很像的人。每一步都算好了，每一步都没有留下痕迹。他做过很多次这种事，他知道怎么做。”

“那安然呢？”我的声音突然尖锐起来，像一把划破玻璃的刀。“她为什么没有事？她提供了资料，她是最初的源头——她为什么还活着？”

“因为她和林振国做了交易。”方明远的声音很低。“她帮林振国监视你，确保你的记忆不会恢复。”

我的眼泪掉下来了。妈妈是因为我而死的。因为她想救我，所以被杀了。

“谢谢你，方老师。”我说。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我走出医院，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夜风吹过来，带着初秋的凉意。医院门口的梧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叶子已经开始黄了，有些已经落了，铺在地上，被风吹成一堆一堆的。路灯的光是橘黄色的，照在那些落叶上，像一层薄薄的糖霜。天空中没有星星，只有一轮弯月，孤零零地挂在天上，像一把被人遗落的镰刀。

我站在那棵梧桐树下，站了很久。风吹着我的头发，吹着我脸上的泪痕，凉飕飕的。我想起妈妈。想起她站在厨房里做饭的背影，围着那条蓝色的围裙，锅里的油滋滋地响。想起她送我出国时站在安检口外面朝我挥手的样子，眼眶红红的，但一直在笑。想起她写的那封信——“好好活着，锦归。这是妈妈最后的愿望。”

我抬起头，看着那轮弯月。月光很淡，很薄，像一层快要被风吹散的纱。

妈妈，你看到了吗？我不会放弃的，我也会好好活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