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实体化后的第五天，我在手机上看到了一条新闻。

那是一个普通的早晨。时易在厨房里煮粥，锅盖碰撞的声音和抽油烟机的嗡嗡声混在一起，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晨曲。我坐在餐桌前，捧着一碗白粥，用勺子慢慢地搅着，看着热气从碗里升起来，在晨光中变成一缕缕透明的丝线。我一边喝粥，一边刷着手机新闻。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一切都是那么正常，正常得像一个平行宇宙。某地的房价又涨了，某个明星又离婚了。世界上的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转，好像我的世界也在按部就班地运转。

然后我看到了一条推送。

“南太平洋渔民救起‘蓝色皮肤少年’，疑似遭遇海难失踪人员。”

我的手停住了。勺子悬在半空中，粥从勺沿滴回碗里，溅起一小朵白色的水花。我的眼睛盯着手机屏幕上那行字，像被钉住了一样。蓝色皮肤少年。南太平洋。这几个字像电流一样穿过我的身体，从眼睛到大脑，从大脑到心脏，从心脏到指尖。我的手指开始发抖，手机在掌心里微微震动。

我点开新闻，里面是一段模糊的视频。摇晃的镜头，海水的反光，几个皮肤黝黑的渔民围着一个什么东西。镜头在晃动，海浪的声音和渔民说话的声音混在一起，听不清在说什么。然后镜头拉近——

蓝色的皮肤。蓝色的头发。瘦得皮包骨的身体。

他躺在渔船的甲板上，闭着眼睛，胸口微微起伏。身上裹着一块破旧的帆布，露出来的手臂上布满了针眼和伤痕。那些针眼不是新的——有些已经结痂了，变成了暗褐色的小点；有些还在渗血，和帆布的纤维粘在一起。他的手腕上有一圈深深的勒痕，像被什么东西绑了很久，皮肤被磨破了，露出下面粉红色的嫩肉。他的头发很长，乱糟糟地贴在头皮上，被海水打湿了，在阳光下泛着一种不真实的、幽蓝色的光。

小七。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不是无声的、矜持的流泪，是那种从身体深处涌上来的、控制不住的、像决堤一样的哭。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手机屏幕上，把画面模糊了。我用手背擦了一下，屏幕又清晰了，小七的脸还在那里，瘦削的、苍白的、像一具被海水冲上岸的漂流木。

“姐？怎么了？”时易从厨房探出头，手里拿着锅铲，围裙上沾着粥渍。

“小七。”我把手机递给他，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小七被找到了。”

时易接过手机，看完了那段不长的视频。

“这是……那个岛上的？”他的声音有些发紧。

“嗯。”我擦掉眼泪 “他在南太平洋被渔民救起来了。他还活着。他还活着。”

“但是——”时易看着视频，眉头皱得很紧。“他被救起来的地方，离那个岛有上千公里。他是怎么过去的？他没有船，没有导航，没有任何工具。就算他会游泳，上千公里——那是不可能的。海流、风暴、鲨鱼、脱水、失温——任何一个都足以要他的命。”

我愣住了。是啊，上千公里。小七没有船，没有导航，没有任何工具。他的身体那么瘦，那么弱，被抽了那么多次血，连走路都摇摇晃晃的。他是怎么从那个岛跑到上千公里外的海面上的？除非——有人帮他。除非有人在那个人帮他逃走之后，又在海上救了他。除非这一切不是意外，而是一条被安排好的路。

“时易，”我站起来，椅子往后滑了一截，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要去接他。”

“姐，你冷静一点。”时易拉住我的手臂。他的手很有力，像一个锚，把正在被风暴吹走的我拽住。“他在南太平洋，你怎么去？那个地方在地图上只是一个点，周围全是海。而且新闻已经出来了，肯定会有很多人去找他——记者、科学家、猎奇者、还有林振国的人。你现在去，太危险了。”

“我在岛上答应过他的。我说我一定会回去接他。”我的声音在发抖，那种抖从喉咙深处涌上来，怎么都压不住。“他在笼子里等了我三年，被抽了无数次血，身上全是针眼。他逃出来了，游了上千公里，差点死在海上——他就是为了来找我。我不能让他等不到我。”

“我知道。”时易握着我的手，他的手很热，很坚定。“但你这样贸然去，不仅救不了他，还会把自己搭进去。那些人在岛上一定也看到了新闻，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找到小七，把他抓回去。他们比我们更有资源，更熟悉那片海域，而且他们不怕杀人。我们需要计划。”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说得对。我不能冲动。冲动救不了小七，只会让更多的人陷入危险。

我拿起手机，给董清和打了电话。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好像他一直在等。

“看到新闻了吗？”我的声音还在抖，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看到了。”他的声音很低，背景里很安静，像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我正想给你打电话。”

“能查到他在哪里吗？”

“正在查。根据新闻里的信息，渔民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救起他的，离那个岛大概一千二百公里。目前他应该被送到了当地的医院——圣玛丽教会医院，在莫尔兹比港。我的人已经在那边的路上了，半小时内能到。”

“你能安排我去见他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听到他翻动纸张的声音，和另一个人很低的说话声。他在和谁商量？

“可以。但你需要等。”他终于开口。“至少三天。我需要协调当地的资源，确保你的安全。那个地方不是S市，我们没有执法权，没有后援，没有撤退路线。如果出了问题，我救不了你。”

三天。三天后，小七可能被转移走了。那些人在岛上一定也看到了新闻，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找到小七，把他抓回去。三天，足够他们从S市飞到莫尔兹比港，足够他们买通医院的保安，足够他们把一个小孩子从病房里无声无息地带走。

“我等不了三天。”我说。

“顾锦归——”他的声音里有一丝急切。

“董警官，你听我说。”我打断他，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小七在岛上等了我三年。他被人抽了无数次血，被人关在笼子里，被人当作实验动物。他逃出来的时候，身上全是伤，发着高烧，在海上漂了不知道多少天。他差点死了。他差点死了，我答应过要去接他的。我不能让他再等了。一天都不能。”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的沉默比上次更长。我听到他的呼吸声，很重，很急促，像一个人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窗外的阳光照在我的手上，暖暖的，但我的手指是凉的。

“两天。”他终于开口，声音很低，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给我两天时间。我需要联系当地的关系，安排接应的人，规划撤退的路线。两天后，如果安排不好，我陪你一起去。就算要游过去，我也陪你。”

“好。两天。谢谢你，董警官。”

那两天里，我几乎没有睡。不是不想睡——身体已经很累了，眼皮沉得像挂了铅坠——但每次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小七躺在甲板上的样子。他瘦得像一具骷髅，蓝色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像一层保鲜膜。他的眼睛闭着，嘴唇是紫色的，胸口的起伏很微弱，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他的手臂上全是针眼，有些还在渗血，和帆布的纤维粘在一起，撕都撕不开。

我坐在电脑前，一遍又一遍地看那段视频。摇晃的镜头，海水的反光，渔民们说话的声音。小七躺在甲板上的样子，他手臂上的针眼，他胸口的起伏。每一个细节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放大了画面，看到他嘴角有一道干涸的血痕，看到他指甲缝里嵌着沙子和某种黑色的东西，看到他脚底的皮肤皱巴巴的、被海水泡得发白。他一定游了很久。很久很久。

时易陪着我，帮我查各种信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医院、当地的新闻、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他的电脑屏幕上同时开着十几个窗口，地图、航班信息、当地安保公司的资料、医院周边的街景图。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打，眼睛盯着屏幕，眉头皱得很紧。他也没有睡。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各自守着自己的屏幕，偶尔交换一两句话，像两个在战壕里并肩作战的士兵。

新闻出来后的第一天，社交媒体上就炸了锅。“蓝色皮肤少年”上了热搜第一，后面跟着一个“爆”字。短短几个小时，话题阅读量破了两亿。有人说是外星人，有人说是基因突变，有人说是某种罕见的皮肤病。但更多的人在猜测——他是不是传说中的“人鱼”？有人翻出了一篇十九世纪的探险日记，里面记载了南太平洋某个小岛上的“人形水栖族”。日记里说，他们“皮肤呈蓝灰色，有鳞片，手指间有蹼，能在水下憋气超过十分钟”。那篇日记的作者，是一个叫詹姆斯??库克的英国探险家。他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他们不是野兽。他们有语言，有信仰，有葬礼。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让我觉得自己才是那个被观察的动物。”

“姐，你看这个。”时易把电脑转过来给我看。屏幕上是一篇博客文章，作者是一个叫“深海猎人”的网友，头像是一个潜水员的剪影。文章里详细分析了小七的体貌特征，引用了十几篇学术论文，从基因测序到皮肤结构，从血液成分到代谢机制，每一段都有引用来源。他的结论是——“这就是传说中的‘人鱼族’。他们不是神话，而是真实存在的物种。他们的基因和人类有97%的相似度，但某些关键基因的差异让他们拥有了超强的再生能力和极长的寿命。如果能够破解他们的基因密码，人类的寿命可能会延长一倍以上。”

文章下面已经有上千条评论。我往下滑，看到的评论让我头皮发麻。有人兴奋——“如果这是真的，那他的血是不是有特殊功效？是不是能长生不老？”有人好奇——“他们怎么繁殖？胎生还是卵生？能不能和人类杂交？”有人恐惧——“会不会是某种生化武器？是不是秘密实验？”但更多的人是贪婪——“能不能用他的细胞做研究？如果能找到那个岛，是不是能找到更多？如果能抓到一只活的，能卖多少钱？”

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生命。一个刚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浑身是伤、发着高烧、差点死在海上的一条生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商品。一个可以卖钱的、稀有的、有价值的商品。和林振国一样。和那些在岛上给笼子编号的人一样。和那些在采血记录上写“第12次采血，20ml，昏迷，复苏后继续”的人一样。他们从来没有变过。

新闻出来后的第二天，董清和打电话来了。

“安排好了。”他说。声音很低，带着一种长途跋涉后的疲惫。我能听到背景里有广播的声音，他在机场。“明天一早的飞机，先到澳大利亚，再转机到莫尔兹比港。当地有人接应，是一个当地华人，做渔业贸易的，信得过。”

“小七在哪里？”

“在莫尔兹比港的圣玛丽教会医院。我的人已经确认过了，他还在那里，情况稳定但很虚弱。医院给他做了检查，严重营养不良、贫血、脱水、多处软组织挫伤。还有——”他顿了一下，“他身上有长期被针头刺伤的痕迹，手臂、大腿、腹部，密密麻麻的。医生说至少有上百处，有些是很旧的，有些是最近几天的。”

上百处。上百次抽血。每一针都是一次被按在椅子上的恐惧，每一管血都是被从身体里抽走的生命。三年，一百多次。他活下来了。他还活着。

“但有一个问题。”董清和的声音把我拉回来。

“什么问题？”

“有人比我们先到了。一伙自称是‘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人，三天前就到了莫尔兹比港。他们去了医院，要求把小七转移到他们的‘保护中心’，说是要提供‘更专业的医疗条件’。他们出示了文件，看起来很正规，有公章，有签名，有英文和当地语言的翻译件。”

我的心沉了一下。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三天前。比新闻还早。他们早就知道了。在小七被救起来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董清和继续说，“当地政府没有批准。医院方面拒绝了他们的转移申请。那伙人没有离开，一直在医院附近徘徊。他们住在医院对面的一家旅馆里，每天派人盯着医院的大门和后门。”

“林振国的人。”

“很可能。”他说。“那个‘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注册地是开曼群岛，注册时间是四天前——比新闻出来还早一天。也就是说，在小七被救起来之前，他们就注册好了这个组织。他们知道小七会出现在那里。有人在岛上放了消息，或者——有人在海上等着他。”

“小七现在安全吗？”

“暂时安全。医院门口有当地的警察守着，是医院院长报的警。那个院长是个老太太，在当地很有威望，林振国的人不敢硬来。但他们没有离开。他们就像一群秃鹫，等着猎物露出破绽。”

“他们不会放弃的。”

“对。所以我们必须在他们动手之前，把小七接走。今晚就走，不能等到明天。”

挂了电话，我开始收拾行李。时易站在门口，看着我收拾。他穿着那件灰色的旧卫衣，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下面有青黑色的阴影。

“姐，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我摇头，没有抬头看他。如果我看他，我可能会心软。“太危险了。那伙人带着枪，董清和说的。他们没有底线，什么都做得出来。”

“你一个人去更危险。”他走过来。坚定但又急切，“我查过莫尔兹比港的地图，知道医院附近的所有街道和巷子。我做了预案。”

“时易——”

“姐。”他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神很认真，认真到不像一个二十三岁的刚毕业的大学生。 “你答应过我的，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一起面对。你在岛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救你。那是三年前，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学了该学的东西，查了该查的资料，做了该做的准备。我不是三年前那个只会哭的小男孩了。”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的下巴上有刚冒出来的青色胡茬，嘴角有一颗小痣，和我记得的一模一样。但眼角多了一道细纹，那是操心留下的痕迹，是熬夜留下的痕迹，是替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留下的痕迹。我最后还是说服了他不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了。在悉尼转机的时候，我给董清和发了一条消息：“我在路上了。”他回了一个字：“好。”然后又发了一条：“小心。那伙人还在。我的人在医院对面的楼里盯着，他们一直在那里，没有走。”

飞机在莫尔兹比港降落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热浪扑面而来，像一堵看不见的墙。空气里弥漫着海水的腥味和植物的气息——棕榈树的、芒果的、某种不知名的热带花卉的。那种气味浓烈到几乎可以咀嚼，和S市完全不一样。S市的味道是桂花、香樟、汽车尾气、街边摊的油烟。这里的味道是原始的、野性的、没有被驯化过的。

董清和在出口等我。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T恤，戴着墨镜，看起来像一个来度假的游客。但他的站姿出卖了他——背挺得很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自然下垂，随时可以拔枪。他的腰侧微微鼓起一块，那是配枪。

“走吧。”他接过我的背包，“车在外面。阿海在等我们。”

车上还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一个当地男人，皮肤黝黑，头发卷曲，穿着一件花衬衫，坐在驾驶座上。他回头对我们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这是阿海。”董清和介绍道，“上次帮我们的那个船夫。他在这片海域跑了二十年，每条水道、每个暗礁、每个可以藏人的地方，他都知道。”

“顾小姐，又见面了。”阿海笑着说。他的中文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谢谢你，阿海。”我坐在后座。

“不用谢。”他发动车子，引擎的轰鸣声在安静的停车场里回响。“董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说要救人，我就来救人。别的不管。”

车子开动了，看着窗外的街景。莫尔兹比港不大，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建筑，有些是殖民时期留下的，白色的外墙已经斑驳了，露出里面灰红色的砖。有些是新建的，水泥的，方方正正的，没有任何装饰。路边有很多小摊，卖水果的、卖烤鱼的、卖二手衣服的。摊主们坐在塑料椅子上，用扇子扇着风，懒洋洋地看着过往的车辆。路上行人不多，偶尔有几个光着脚的孩子追着一只破旧的足球跑过。但我一点也没有心情去感受。

“小七在哪家医院？”我问。

“圣玛丽教会医院。”董清和说，从副驾驶回过头来。“在城北，离这里大概二十分钟。医院不大，只有一栋楼，三层。小七在二楼的203病房，靠窗的位置。我的人在对面的一栋居民楼里盯着，每隔半小时给我报一次情况。十分钟前他报了，一切正常——那伙人还在旅馆里，没有动静。”

“那伙人有多少？”

“至少五个。”他顿了一下。“也可能更多。我的人只看到了五个，但他们在旅馆开了四个房间，每个房间至少能住两个人。保守估计，六到八个。都有枪。王建军——就是照片上那个人——是他们的头。他是‘黑盾安保’的副经理，林振国手下的老人了，跟了林振国至少十年。这种人不好对付，他见过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