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指攥紧了背包的带子。

“我们的人手不够。”董清和继续说。“我只有两个人——老马和阿海。老马在医院的侧门守着，阿海负责开车。如果那伙人同时从前后门包抄，我们分不出人手去堵他们。”

“那怎么办？”

“速战速决。”他的声音很平静。“你进去，把小七带出来。最多三分钟。我在门口守着，如果有人拦你，我来处理。只要你能在三分钟内出来，我就能保证你们安全上车。”

“你一个人？”

“够了。”他说，语气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平静，是一种在高压下训练出来的、刻进骨头里的冷静。

车子开到圣玛丽教会医院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太阳从西边的海平线上沉下去，把最后的余晖洒在天空上，云层被染成了深紫色和暗红色，像一块被揉皱的绸缎。医院不大，一栋白色的三层小楼，门口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着几棵棕榈树，树叶在晚风中沙沙作响，声音像有人在窃窃私语。树下的长椅上坐着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在抽烟，烟头的红光在暮色中一明一灭。

后门是一条小巷，很窄，只能容一辆车通过。两边是高高的围墙，墙上爬满了藤蔓植物，叶子在夜风中轻轻摇晃。巷子里没有灯，只有远处街道的路灯光线折射过来，在地面上投下一层微弱的、灰白色的光。阿海把车停在巷口，熄了灯，关了引擎。黑暗中，只有远处传来的狗叫声和我们的呼吸声。

“去吧。”董清和说。他拔出了枪，检查了一下弹夹，然后插回腰间的枪套里。“快一点。三分钟。”

我下了车。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腿在发抖。不是害怕，是那种长期紧绷之后突然松弛下来的抖。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医院的后门。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日光灯发出的嗡嗡声，和远处某个病房里监护仪的滴滴声。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混着一种淡淡的花香——可能是某个护士放在桌上的百合花，已经开始枯萎了，花瓣的边缘卷曲发黄。墙上挂着一幅圣母像，油灯在画像下面微微摇晃，光晕在白色的墙壁上投下一个暖黄色的圆。

我轻轻地跑上二楼。走廊比一楼亮一些，灯管是新换的，照得白色的墙壁有些刺眼。203号房门关着。门上贴着一张纸条，用英文写着：“隔离中，未经允许不得入内。”纸条的边角有些卷曲，是用透明胶带贴上去的，胶带的边缘积了一层灰。

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我又敲了一下，确认没有人。我轻轻推了推门，门没锁。门轴发出很轻的吱呀声，在安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

病房很小，大概只有十平方米。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房间里很暗，只有床头柜上那盏小台灯亮着，发出昏黄的、像快要熄灭的光。空气里有一股药味，混着一种更浓烈的、说不清的气息——是血，是汗，是伤口感染后散发出的那种甜腥气。

床上躺着的一个很小，很瘦，蜷缩在被子里，只露出一头蓝色的头发的人，是小七。被子是白色的，医院标准的涤纶被，洗了太多次，布料已经变得很薄，能看到下面那个瘦小身体的轮廓。他的肩膀是尖的，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像一把没有合拢的扇子。他的腿蜷在胸前，膝盖顶着下巴，整个人缩成了一个小小的、脆弱的球。

“小七。”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他一声，他没有动。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很烫。像摸到了一块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石头。他的皮肤干燥起皮，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是那种虚弱的、没有力气的冷汗，黏腻的，不是健康的汗水。他的睫毛在微微颤动，他在做梦。梦到了什么？是那些笼子，还是那些针头，还是那片无边无际的、差点吞没他的大海？

他的眼皮动了一下。然后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开关，他睁开了眼睛。蓝色的。和记忆中一样的蓝色。但那蓝色不再清澈，不再透明，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亮得可以照出人影。它是浑浊的、暗淡的、像被污染过的海水，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像一块被磨了太多次的蓝宝石，失去了所有的光泽，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随时可能碎掉的壳。

他看着我，瞳孔没有聚焦，像是刚从很深很深的梦里浮上来，还分不清梦和现实。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喉咙里发出一个很轻的、沙哑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想出来但出不来。

我急忙用手指堵住他的嘴，然后用床单把他轻轻裹起来。

“是我。”我的眼泪掉下来了。“我来接你了。”

他的嘴角动了动。那不是一个完整的笑，只是一个微微的、几乎看不见的上扬，像一片落在水面的叶子，几乎没有涟漪。但那个动作牵动了他脸上的肌肉，牵动了他嘴角那道干裂的伤口，有一丝血渗了出来，暗红色的，在昏黄的灯光下几乎是黑色的。他伸出瘦得皮包骨的手，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凉，像握着一块冰，骨节突出，指甲发黄，指尖的皮肤皱巴巴的，像在水里泡了太久。但他的手很有力，用力地握着，像是在抓着一根不会松开的绳子。

“你……来了。”他说，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说一个对自己说的秘密。“我……等你……好久。”

“对不起。”我把他抱起来，太轻了，像随时要飘走的羽毛，像一捆干柴，像一具被抽空了所有东西之后只剩下骨架的躯壳。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呼吸很轻，很热，灼烫的气息喷在我的脖子上，像一个小小的、生病的火炉。

“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我边说边抱着他往门口走。

他摇了摇头。那个动作很小，只是微微地左右动了一下，像一个人在说“没关系”的时候不自觉地做出的动作。“没关系。你……来了……就好。”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很轻，但很急。皮鞋踩在地砖上的声音，哒哒哒哒，像一连串急促的鼓点。不是一个人——是至少两个人。越来越近。

“顾小姐。”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很低，很平，像一潭死水。“我知道你在里面。出来吧。把七号留下，我可以让你走。”

我没有回答。

“小七，”我低头看着他。他的眼睛又闭上了，睫毛在微微颤动。“我们回家。”

走廊上站着三个人。王建军在最前面，双手插在口袋里，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是来医院探望一个普通的朋友。他身后站着两个穿黑衣服的男人，都是壮年，肩膀很宽，脖子很粗，一看就是练过的。他们的手垂在身体两侧，但手指微微弯曲——那是随时准备拔枪的姿势。

“顾小姐。”王建军往前走了一步，皮鞋踩在地砖上，发出很轻的哒的一声。“我不能让你带走他。他是我们的财产。你不能就这样把他带走。”

“他不是财产。”我的声音在发抖，但我没有退。“他是人。”

“他不是人。”王建军的声音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铁轨。“他是实验动物。和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没有区别。他不是人。他是一台印钞机。”

我抱紧了小七。小七在我怀里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害怕——他在发烧，整个人像一团火。他的额头贴着我的脖子，滚烫的。

“让开。”我说。

王建军没有动。他身后那两个人往前走了两步。

“顾小姐，别让我们为难。”王建军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

“如果不呢？”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里握着一把□□——黑色的，手掌大小，枪口有两个金属电极，在日光灯下闪着冷冷的银光。那种枪不会打死人，但足以让一个人失去行动能力。五万伏特的电流，半秒钟，肌肉会痉挛，神经会麻痹，整个人会像一袋水泥一样倒下去。

我的心跳加速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那种愤怒是冰凉的、缓慢的、像岩浆在地壳下面流动。我看着王建军的脸——那张方形的、没有表情的、像面具一样的脸——我想在上面打一拳。打掉那副眼镜，打碎那种平静，让他知道他不是在和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人说话。

“你们这些人，”我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把人当成商品，把生命当成工具。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也有感情，也会害怕，也会疼？你们抽他们血的时候，他们在哭。你们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时候，他们在叫。你们写在采血记录上的那些数字——‘第12次采血，20ml，昏迷，复苏后继续’——那不是数字。那是一个孩子的命。”

王建军没有说话。他只是举起了□□。枪口对准了我——不，对准了小七。他瞄准的是小七。他知道我不会松手，所以他瞄准的是我怀里的人。

然后，一声枪响。

不是□□——是真枪。声音在狭窄的走廊里炸开，像一声惊雷，震得我的耳朵嗡嗡作响。墙壁上的白灰被震落了一小片，飘飘扬扬地落在地上。

王建军手里的□□掉在地上，弹了两下，滚到了墙角。他捂着右手，惨叫了一声。血从他的指缝里流出来，滴在地砖上，暗红色的，在白色的地砖上格外刺眼。

董清和站在楼梯口。他双手握着枪，枪口还在冒烟，一缕青色的、很细的烟从枪管里升起来，在日光灯下慢慢散开。他的姿势很稳——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曲，上半身前倾，枪口指向地面但随时可以抬起。那是在无数个小时的训练中刻进骨头里的姿势。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额角有一道细细的血痕，衣服上也被汗水和血水浸湿。他的呼吸很重，胸口起伏着。

“走。”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我抱着小七，贴着墙壁，从那三个人身边快速走过。王建军蹲在地上，捂着伤口，血还在流。另外两个人看着他，又看了看董清和，没有动。他们不是不敢动——他们是在计算。计算董清和的枪里还有几颗子弹，计算自己拔枪的速度够不够快，计算这个距离能不能躲开。董清和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计算。

“我说了，走。”他的声音更低了，像是随时要发起攻击的狮子。

那两个人也举起枪，但不敢轻举妄动。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听到了董清和的脚步声。他退着走，枪口一直对准那两个人，每一步都很稳，很慢，像一个正在拆弹的人。

我们跑下楼梯。我的鞋底踩在水泥台阶上，发出急促的啪啪声。小七在我怀里颠簸着，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随着我的跑动上下晃动，但他没有醒。他太虚弱了，虚弱到连被颠簸都醒不过来。

后门就在前面。门开着，夜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带着海水的咸味和远处烧烤摊的烟火气。阿海的车就停在巷口，引擎已经发动了，排气管突突地冒着白烟，尾灯的红光在黑暗中像两只充血的眼睛。

然后我听到了几声枪响。

子弹打在墙壁上，碎石飞溅。有一颗弹片擦过我的手臂，火辣辣的疼，像被烙铁烫了一下。我没有回头。不能回头。

“上车！”阿海喊。他已经把后门打开了，一只手扶着车门，另一只手伸过来接小七。

我把小七递给他，然后钻进了车里。董清和最后上车，他跳上车的时候，又朝后门的方向开了一枪。不是为了打中人，是为了压制，是为了让我们有时间关门。

“开车！”

阿海踩下油门。车子像箭一样冲了出去，轮胎在柏油路面上发出尖锐的嘶鸣声。后门还没有完全关上，被惯性甩了一下，砰地关上了。我回头看——医院的后门越来越远，巷口的灯光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夜色中。

我低头看怀里的小七。他闭着眼睛，呼吸很微弱，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见。他的嘴唇是紫色的，嘴唇上有干裂的血痂，鼻翼微微翕动着，像一尾被搁浅在岸上的鱼，在拼命地呼吸最后一点空气。他的额头上有一道新的擦伤，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弄的——也许是在海上漂流的那些天，被船板蹭的，被礁石划的。血已经干了，结成了一条细细的、暗红色的线，像一条蜈蚣趴在他的额头上。

“小七。”我轻声叫他。“小七，你听到了吗？”

他的眼皮动了一下。然后他微微睁开眼睛，那双蓝色的、浑浊的、像被污染过的海水的眼睛，看着我。瞳孔慢慢地聚焦，从模糊到清晰，从远方到近处，终于落在了我的脸上。

“顾姐姐。”他说。声音很轻，像风，像叹息，像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的声音。

“我在。”

“我……做到了。”他的嘴角又动了动。这次那个上扬比之前大了一些，我看到了——那是一个笑。一个很轻的、很淡的、但确实存在的笑。“我……逃出来了。”

“嗯。你做到了。”我的眼泪掉在他脸上。他的脸颊是凉的，我的眼泪是热的，落在他的皮肤上，像雨滴落在干涸的土地上。他微微眯了一下眼睛，像是在感受那一点点的温暖。“你做到了，小七。你自由了。”

“你……答应过我的。”他的声音越来越轻，轻到我要把耳朵贴在他的嘴唇上才能听清。“你会……带我走。”

“我带你走。”我抱紧他。他的身体很瘦，很轻，但很温暖。那种温暖不是健康的温暖，是发烧的温暖，是身体在拼命燃烧最后一点能量来维持生命的温暖。“我再也不会让你回去了。”

他没有回答。他的呼吸变得均匀了，胸口的起伏变得平稳了。他在我怀里睡着了。这一次，是真的睡着了。不是昏迷，不是休克——是睡着了。他的眉头舒展开来，嘴唇微微张开，呼吸很轻很稳。他不再发抖了。

但他还活着。他还活着。他逃出来了。他游了上千公里，穿过了整片海洋，避开了风暴，躲过了鲨鱼，扛过了脱水，战胜了失温——就为了来找我。

“小七，”我低声说，声音被车外的风声和海浪声吞没了。“我们回家。”

董清和坐在副驾驶，他也没有说话。他在处理手臂上的伤口——子弹擦过的痕迹，一道长长的、浅浅的口子，从左前臂延伸到肘关节。血还在流，暗红色的，顺着手腕滴在座椅上。阿海从手套箱里翻出一卷纱布扔给他，他用牙齿咬着纱布的一头，另一只手缠了几圈，打了一个结。动作很熟练，像做过无数次。

“伤得重吗？”我问。

“擦破点皮。”他说，没有回头。“不碍事。”

车继续开。莫尔兹比港的灯光越来越远，越来越暗。前方是黑暗的、没有尽头的公路，两边是茂密的热带丛林，偶尔有一辆对向的车开过，车灯在黑暗中划出一道白色的弧线，然后又消失在黑暗中。

我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小七。他的呼吸很轻，很稳。他的嘴角还带着那个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笑。他在做梦。梦到了什么？是那片白色的沙滩，还是那片碧绿的海水，还是那棵他最喜欢的芒果树？也许他梦到了我。也许他在梦里叫了一声“顾姐姐”。也许他在梦里听到了我的回答。

“小七，”我在心里说。“我们回家了。”

车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照在我的手上，照在那枚贴着我胸口的鳞片上。鳞片在发光，微弱的光芒，一明一灭，像心跳的节奏。我的心跳，和他的心跳，在同一个频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