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乙竹醒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医院的天花板，中间有一盏日光灯，灯管的两头发黑，像是用了很久。

她眨了几下眼睛，眼前慢慢清晰，但脑子还是糊的。

她试着动了一下身体，胳膊抬不起来，腿也抬不起来，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钉在了床上，连骨头都是软的。

她偏了一下头。

赵西洲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他靠椅背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胸前，眼睛闭着。

但白乙竹偏头的时候，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立刻睁开了眼睛。

“醒了？”他问。

白乙竹看着他，愣住了。

“你——你怎么在这？”她的声音轻得像一根线，随时会断。

赵西洲站起来，弯腰按了一下床头的呼叫铃，然后拿起床头柜上的搪瓷杯，倒了一点水递给她。

“先喝口水，”他说。

白乙竹想伸手去接，可手抬到一半就落下来了。

赵西洲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伸手扶她坐起来，一只手托着她的后背，另一只手把枕头立起来垫在她身后。

他把水杯递到她嘴边。

她低头喝了两口，温水顺着喉咙流下去，胃里暖了一下。

“我怎么了？”她问。

赵西洲把杯子放回去，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目光在她的脸上停着，眉头微微皱着。

“你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他问。

白乙竹想了想。“什么样的情况？”

“头晕，恶心，没力气，睡不醒。”

白乙竹回忆了一下。

最近确实不太舒服，早上起床的时候总觉得头重脚轻，排练的时候跳到一半就喘得厉害，以前跳一整场都不带大喘气的。她以为是换了新剧目不适应，或者是换季的原因。

“有个把月了吧，”她说，“个把月，差不多。”

赵西洲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这段时间你一直住在文工团？”他问，“其他地方没去？”

“没去啊，”白乙竹说，“就在团里，排练，吃饭，睡觉。偶尔去邮局寄钱，去市里买点东西，别的哪也没去。”

赵西洲点了点头，但没有松开眉头。

白乙竹看着他那个表情，心里忽然紧张起来。

她认识赵西洲的时间不长，但她已经学会了读他的脸——这个人一般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但凡有一点表情，就是有事。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她问，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抖一些。

“不是大病，”他说，“是汞中毒。”

白乙竹愣住了。

“汞中毒，”赵西洲重复了一遍，“汞，就是水银，温度计里面那个银色的东西。”

“水银怎么会中毒？”她问。

“水银蒸发以后是无色无味的，吸进去或者吃进去都会中毒。中毒的人会头晕，恶心，失眠或者嗜睡，记忆力下降，手脚发抖。时间长了会伤到肾脏和大脑。严重的会死，或者变成残废。”

白乙竹的嘴煞白。

“你送来的时候，医生查了血，汞含量超标了好几倍。好在发现得早，还没到不可逆的程度。现在开始做驱汞治疗，大概需要住院一段时间。”

白乙竹脑子里嗡嗡的。

她从来没碰过水银，不知道什么是汞，更不知道上哪里去接触这种东西。

她就是一个跳舞的，每天的生活就是排练厅、食堂、宿舍，三点一线，连文工团的大门都很少出。

“我怎么会——”她说不下去了。

“医生说了，”他说，“你每天喝的水，吃的饭，用的杯子，这些有没有离过你的视线？”

白乙竹想了想，排练的时候，她的水杯放在把杆旁边，有时候去上厕所或者去换衣服，杯子就放在那里，谁都能碰到。

食堂打饭的时候，她的饭盒放在桌上，有时候去盛汤，回来的时候饭盒就放在那里，谁都能往里放东西。

“我已经通知警察了，他们会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