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指导员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稍作停留又故作无事般推了推眼镜，把手搭在白乙竹的肩膀上，拍了拍。

“什么下毒？”他说，语气很轻松，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那是身体不好，劳累过度，再加上饮食不当，才会生病。医生不是说了吗，调理调理就好了。”

白乙竹看着他的眼睛在金丝边眼镜后面眨了一下，两下，三下。

“指导员，”她说，“我查过汞中毒的资料。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有人放进去的。”

孙指导员的手从她肩膀上拿下来。

他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坐下来，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一口水，把杯子放下，似是有意般盖子没盖好，发出叮的一声。

“小白，”他说，“你现在好好的了，就不要想那些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你现在的任务是养好身体，把舞蹈捡起来，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培养。”

他的表情是温和的，甚至带着一种无比真诚的关心。

但他的眼神告诉她，他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也不会让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

白乙竹转身走了。

她知道，苏小曼的父亲发力了。

一个军区的处长，认识的人也多，想要压下一桩没有死人的投毒案，不是什么难事。

苏小曼做过的所有坏事，大概率不会得到惩罚，因为她有一个好父亲。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白乙竹没有参加排练。刘志高说她身体还在恢复，不适合做剧烈运动，让她再休息一阵子。

她每天在宿舍里看书，或者去排练厅旁边坐着看别人跳。

她坐在角落里靠着墙，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苏小曼站在舞台中央，穿着漂亮的舞衣，旋转，跳跃，接受大家的注目。

苏小曼也知道白乙竹在看，但她从来不朝那个方向看。

团里的突然风向变了。

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整个文工团都知道了一个消息：白乙竹要嫁给赵参谋长的儿子了。

这个消息像风一样，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从走廊传到排练厅，从排练厅传到食堂，从食堂传到门卫室。

苏小曼和小何、小丁不再找白乙竹的麻烦了。

白乙竹从她们身边走过的时候，她们会转过去说话，或者低下头，或者突然对墙上的什么东西产生了兴趣。

白乙竹对这种变化没有什么感觉。

她不觉得高兴，也不觉得解气。

她只是觉得果然如此。

果然，当你变成了一个有背景的人，所有人都会重新打量你。

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需要你的身份变了，人心就变了，世界也就变了。

婚期定在了国庆假期。

白乙竹在电话里跟母亲说了这件事。

母亲在电话那头哭了，说“我闺女终于熬出头了”。

父亲没有说话，但白乙竹听到电话那头有抽鼻子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像是一个不会擤鼻涕的小孩子。

弟弟白丙辰考上了南京大学。

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在村口放了一挂鞭炮。

白乙竹特意请了假，跟父母一起送弟弟去南京上学。

赵参谋长派了车和司机，一路跟着，到了南京又帮着办入学手续、搬行李、铺床铺。

白丙辰的室友以为那个穿军装的司机是他家的什么亲戚，白丙辰没有解释，只低头笑了笑。

在南京的那两天，白乙竹的父母很高兴。

父亲穿着白乙竹给他买的新中山装，母亲穿了一件暗红色的的确良衬衫，两个人走在南大的校园里，看着梧桐树和教学楼，脸上的笑容怎么都收不住。

吃饭的时候，母亲说起了大女儿白甲兰。

“你姐那个人，”母亲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嚼着，含糊不清地说，“当初让她不要嫁那个木匠，她非要嫁。你看现在，住那个破房子，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还是你争气，找个好人家，以后爸妈跟着你享福。”

白乙竹放下了筷子。

“妈，”她说，“别说了。”

母亲看了她一眼，还想说什么。父亲在桌子底下踢了母亲一脚，母亲就不说了。

“姐和姐夫这些年没少帮衬家里，”她说，“你们在老家，地里的活干不动了，是谁来帮忙的？是姐夫。每年过年，姐杀好了鸡送过来，自己舍不得吃。妈你生病住院那回，是谁在医院陪了七天七夜？是姐。你们现在说这种话，对得起她吗？”

母亲的脸红了一下，低下头扒饭，不说话了。父亲端着酒杯，看了看白乙竹，又看了看母亲，把酒喝了，也没有说话。

白乙竹把碗里的米饭吃完了，放下筷子，擦了擦嘴。

“以后我嫁了人，能帮姐姐姐夫的地方，我会帮。你们不要再拿我跟她比了。没有她，我们家撑不到今天。”

说完站起来，去结了账。

国庆节很快就到了。

赵参谋长提前两天派人去苏北，把白乙竹的父母和大姐白甲兰、姐夫孙木匠接了过来。安排在南区大院的招待所里，热水随便用，三餐有人送。

白父白母这辈子没住过这么好的地方，白母摸着招待所的床单，说这布真细，比家里的细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