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映看着他，眼里的光一点一点地变了。
“你在同情我？”她的声音冷下来。
“不是同情。”
“那你是什么？”
“喜欢。”他说，“我说过很多次了。喜欢你。不是因为同情你，不是因为可怜你，是因为你是乔映。”
他一字一句地说。
“我喜欢你。”
乔映的手指攥紧了。
“你一点都不了解我。”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你不知道我做过什么。”
“那你告诉我。”
乔映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开口了。
“我大二的时候退学，不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是因为我妈死了。被我爸杀的。”
这几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像是耗尽了全身的力气。蒋承翊看到她的手指在发抖，慢慢攥成拳头。
“我妈叫乔莺。我外婆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最不被重视的那个。家里有什么好东西，先紧着儿子；儿子上学、工作、结婚，家里出钱出力；女儿什么都没有。我妈从小就学会了一个道理——在这个家里，她是不重要的。”
她的声音很平静，淡淡地接着说道。
“所以她遇到我爸的时候，觉得自己终于被重视了。我爸是厂里的混混，长得好看，嘴甜，会哄人。他追我妈的时候，天天送花，天天说好听的话。我妈以为自己找到了全世界最爱她的人。她不顾家里的反对，跟他结了婚，远走他乡。”
她顿了顿。
“然后她发现，那根本不是爱。”
“我爸眼高手低，想赚大钱又没本事。做生意赔了，打工嫌累，最后什么都不干，跟一群狐朋狗友混在一起，染上了赌瘾。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还要出去赌。我妈多说他两句，他就打她。”
蒋承翊的拳头攥紧了。
“我从小就看着我妈被打。有时候是巴掌，有时候是拳头，有时候是随手抓到的东西——烟灰缸、板凳、晾衣杆。每次打完，他都会跪下来哭，说‘我错了，我再也不打了’，我妈就原谅他。然后下一次，继续打。”
“我十三岁那年，他又打我妈。我妈倒在地上，他还在踹她。我从厨房里拿了一把剪刀，冲上去，对准他的胸口刺了一刀。”
蒋承翊的瞳孔收缩了。
“血溅了我一脸。他疼得大叫，松开了我妈。我拿着剪刀站在他面前，说你再碰我妈一下，我就杀了你。反正我不满十四岁，杀人不犯法。”
她的声音没有起伏，但蒋承翊仿佛看见了那一刻，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站在血泊里，手里握着剪刀，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杀意。
“他跑了。我妈抱着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她终于去办了离婚手续。我们搬回了老家，住在外婆家。我妈在夜市摆摊卖水饺，我上学。日子虽然苦，但至少没有人打我们了。”
她停顿了一下。阳光从亭子外面照进来，落在她的手背上，暖洋洋的。
“后来我爸又找来了。他欠了赌债，跑来找我妈要钱。我妈不给，他就闹。我们搬家，他找过来；再搬家，他再找过来。像一只苍蝇，怎么都甩不掉。”
“我考上大学那年，我以为终于可以离开这些了。我以为只要我好好读书、好好工作、赚很多钱，就能让我妈过上好日子，就能把这些破事全部甩在身后。”
她的声音开始颤抖了。
“大二那年，我爸又来了。我妈在电话里跟我说，她不会再给他钱了，她说她不会再心软了。”
她停住了。
蒋承翊没有催她。他蹲在她面前，仰着头看着她，像在等一个注定会让人心碎的故事的结局。
“等我赶回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乔映的声音轻得像一缕烟，“他在争执中失手杀了她。法医说是钝器击打头部。当场死亡。”
亭子里安静了。
风从紫藤架下面穿过来，带着花草的清香和初秋的凉意。远处有人在说话，声音模模糊糊的，像从水下传来的。
乔映抬起头，看着亭子外面的天空。天很蓝，蓝得不真切。
“我这些年一直后悔一件事。”她说。
“什么？”
“十三岁那年，我没有亲手杀了个王八蛋。”
他没有说“不要这样想”。没有说“杀人是犯法的”。没有说“你当时还小”。
他说：“如果是我，我也会。”
乔映转过头看着他。
“我也会不顾一切地保护我的家人。”他说，“就算杀了他，就算坐牢，就算下地狱，我也会。”
乔映的嘴唇开始发抖。
那层薄薄的水光终于汇成了泪，从她的眼角滑下来，沿着脸颊，滴在蒋承翊的手背上。
她哭了。
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没有声音，像断了线的珠子。
蒋承翊站起来，把她拉进怀里。他的手臂收紧，把她整个人箍在胸口，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
“我在。”他说，“以后我在。”
乔映把脸埋进他的胸膛，手指攥着他衬衫的后背，攥得很紧很紧，像是怕一松手就会掉进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
她哭出了声，哭声从胸腔最深处涌出来。她像一只被困了很久的野兽，终于找到了一个足够安全的、可以舔舐伤口的洞穴。
蒋承翊抱着她，眼眶也红了。
他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有些时候，语言是没有用的。有些伤，不是用话可以安慰的。她能做的只是哭出来，他能做的只是抱着她，让她哭。
阳光从亭子外面照进来，落在两个人身上，暖洋洋的。风从紫藤架下面穿过来，带着花草的清香，轻轻地吹着。
远处，三楼朝南的窗户后面，唐慧琴躺在床上，睡得很安稳。床头柜上那个相框里，年轻的女人抱着小女孩，两个人笑得很灿烂。
蒋承翊收紧了手臂，把乔映抱得更紧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