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楼的外墙上有一些浮雕，是莫梵轮风格的图案，圆环和螺旋交织在一起，有的地方还刻着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走廊里的光线很暗，头顶的日光灯管有几根坏了在闪，一闪一闪的，人的脸也跟着一亮一暗，看起来像在看一部老旧的黑白电影。有学生从我们身边经过，穿着统一的校服，他们走路都很快，低着头，有的人手里还拿着书，边走边看，差点撞到墙上。
行政楼在教学楼后面，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外墙贴了米白色的瓷砖，看起来比教学楼新一些，但瓷砖有些已经翘起来了，接缝处发黑，像是很久没人维护过。德育主任姓方，四十多岁，短发烫了小卷，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外套。她在办公室里等我们，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和表格，层层叠叠的，有的已经堆到了桌沿，快要掉下来了。墙角有一个书架，书架上全是教育类的书籍和一些获奖证书，书的排列很有规律，按颜色分成了几组，浅色的一组，深色的一组，中间夹着几本红色的，看起来很像是被精心设计过的。
她先自我介绍，说自己在培英中学工作了二十年，以前当班主任，带了六届高三毕业生，三年前调到德育处。顾盼坐在方主任对面，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准备记东西，我们三个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简无忧靠墙，景予希坐中间，我靠门。方主任先简单说了一下那个动物化女生的情况，用的词汇很谨慎，什么“偶发事件”、“个例”、“已妥善处理”，听起来像在背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稿子。
景予希问她女生现在在哪里，方主任说在平绒城第一人民医院，学校安排了专人看护，家长也一直在陪。“医疗组那边说她的动物化不算严重，龟甲纹路主要分布在颈后和上背部，没有继续扩散的趋势，但情绪状态还是不太稳定，需要继续观察。”
我问她那个女生之前有没有出现过情绪问题，方主任犹豫了一下才开口：“档案里没有记录，情绪评估每周都做，一直在正常范围，上学期末突然就掉下来了，谁也没想到。”她说“谁也没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语气很重，像是在强调什么，又像是在为自己辩解。景予希追问她情绪评估的指标具体有哪些，方主任从桌上的文件堆里抽出一张表格递过来，说这就是学校用的评估量表。我凑过去看了一眼，上面列着十几个项目，每项都有一个数字分值，最后算出一个总分，总分在某个区间内就是“正常”。量表的底部印着学校的公章和日期，纸张很新，但边角已经卷了，看起来被翻过很多次。
景予希又问那个学姐的事，我注意到她在膝盖上的手指微微收紧了。方主任的表情变了一下：“那个学生已经毕业了，现在在外面读大学。学校联系过她，她很配合，也觉得很意外。至于她弹琴的事，学校之前确实不知道，琴房平时没什么人用，钥匙放在教务处，想用的学生登记一下就行。”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她在学校的成绩一直不错，性格也很安静，没出过什么问题。”
简无忧忽然开口了：“她弹琴的时候，学校有没有人听过？”方主任看了他一眼，目光停了几秒，然后说调查组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学校确实有老师听过，晚自习结束路过旧琴房，听到琴声觉得挺好的，也没多想。还有人录过一段视频发到教师群里，大家听了都说弹得不错，后来也没人再提这件事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方主任桌上那堆厚厚的表格，每一个格子里都填着数字和等级，每周一次，雷打不动，但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没有人能说清楚。方主任把表格收回去，放回文件堆里，动作很快，像是在藏什么东西。顾盼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抬起头问方主任，莫梵轮那边最近有没有联系过学校。
“你是指什么？”
“就是他们对这个动物化事件的态度。”
方主任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他们派人来问过一次，说是例行了解，没有施加压力。
从行政楼出来的时候天阴得更厉害了，云层压得很低，风里带着一股潮气，可能又要下雪。顾盼在校门口等我们，然后说：“今天先这样，明天安排你们去医院看那个女生，她的主治医生会跟你们详细介绍情况。”
“她家长那边沟通好了吗？”我问。
“已经沟通过了，家长是同意的，但希望我们注意方式方法，孩子现在的状态经不起太大刺激。”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女生的妈妈在电话里哭了很久，说不知道自己女儿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她一直以为女儿很好，成绩也不差，跟同学关系也不错。”
回酒店的路上经过一个街心花园，花园中央有一座石雕，雕的是一本打开的书，书页上刻着几个字，被风化得看不太清。花园的长椅上坐着一个老人在喂鸽子，鸽子不多，围着他的脚边转，啄他撒在地上的面包屑。我想起那个学姐，她毕业后去了哪里，现在在做什么，知道了自己的能力之后她会怎么面对自己的生活。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也可能答案一点都不重要，但我在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做？我会继续弹琴吗，我会告诉别人吗，我会不会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或者觉得自己欠了那些听众什么。
晚上我们三个在酒店旁边的快餐店里随便吃了点东西。景予希一直在手机上查资料，说培英中学的情绪评估机制有问题，评估标准太死板，只盯着几个量化指标，忽略了学生真实的状态，那些指标正常的学生里有多少人其实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没人知道。她越说越激动，声音也大了起来，旁边桌的一个中年男人看了她一眼，她意识到自己音量太高，把声音压了下去，但脸色还是不太好看。简无忧没怎么吃东西，一直在看窗外，街上人不多，偶尔有穿着校服的学生经过，背着很重的书包，走路的样子都是低着头、缩着肩膀的，书包带子把他们的校服肩膀部位勒出了深深的褶皱。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晚上九点。这个点，培英中学的晚自习还没结束。
回房间的时候经过酒店大堂，那架旧钢琴还在那里，琴盖合着，琴身上落了一层薄灰。我停下来看了几秒，景予希也停下来，问我要不要弹一首。我说我不会弹，她说她也不会，我们就这样站着看了那架钢琴一会儿。简无忧已经上楼了，脚步声在楼梯间里越来越轻。
景予希忽然说：“那个学姐她毕业后没有再弹了，调查组的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没有琴房了，宿舍里不能放钢琴，学校音乐系的琴房不对非专业学生开放。”她顿了一下，又说，“她说她其实还想弹，但没有地方了。”我愣了一下，问调查组的报告里写了这些吗。景予希说没有，她托人问的。
我洗了个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巷子里有野猫在叫，声音尖细，叫了一阵就停了，隔了几分钟又叫起来，像是在跟谁对话。我把窗户关紧，拉上窗帘，房间就彻底黑了。
巷子里的猫又叫了，这一次叫了很久，声音越来越尖，最后突然断了，像被人掐住了脖子。我在黑暗中等了几秒，它没有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