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学姐的地方约在平绒城师范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顾盼前一天晚上把地址发到群里，还附上了一句“她下午两点下课，三点前都可以”。我和景予希回了个收到，简无忧没回，但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黑色的卫衣外面套了件深灰色的外套，头发也比平时梳得整齐一些。我看了他一眼，这可能是他认为在外貌上最大的礼貌了吧，毕竟他平时出门从来不在衣着上花时间。
咖啡店在学校北门外面的一条小巷子里，门面很小，夹在一家打印店和一家文具店中间，招牌是木头的，上面刻着店名，字迹在经历了风吹日晒后显得有些模糊。我们到的时候刚过两点，店里没什么人，靠窗的位置空着，景予希选了那张桌子坐下，把背包放在脚边，要了一杯拿铁。我要了一杯热巧克力，再要了一杯美式，简无忧什么都不要，店员问他的时候他摇了摇头，店员又问了一遍确定吗，他点了头。店员看了他一眼，没再追问。
等了大概十分钟，门就被推开了，风铃发出轻轻的声响。进来的女生个子不高，穿着米白色的羽绒服，头发扎成低马尾，背着一个深紫色的双肩包。她站在门口扫了一圈，目光在我们这桌停了一下，然后朝我们走过来。
我率先站起来，对她点了点头：“你好，我们是从芷阳城来的，快请坐！有什么想喝的吗，今天我们请客！”学姐把背包放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的时候动作有点僵硬，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绞在一起。她声音很小，轻声说：“我知道，辅导员跟我说了。”景予希笑了笑：“我是景予希，这是简元槿，这是简无忧。”学姐看了我们每个人一眼，她看起来有点脸盲，眯起眼努力记住我们的脸和名字，然后说她叫蒋听晚，听风的听，晚上的晚。
咖啡端上来的时候我把美式放在蒋听晚的面前，说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这个，这是他们家的招牌。她看起来有点欣喜，说她很喜欢，然后双手捧着杯子。杯子很烫，她的指尖被烫得发红，但她没松手。趁着她低头的空隙，我和景予希、简无忧互相对视一眼，然后我抿了口咖啡，看向蒋听晚。我没有直接问培英中学的事，而是先聊了一些别的，问她学什么专业，她说学前教育，主修钢琴，以后想做幼儿园老师。我问她喜欢小孩子吗，她说喜欢，小孩子很简单，你对他们好他们就对你好，不像大人要想很多。说这话的时候她嘴角扯了一下，算不上笑，更像是一种自嘲。
话题慢慢转到了培英中学。蒋听晚低头看着杯子里的咖啡，黑色的液面映出她的脸，五官被拉长了，有点变形。“我在培英读了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学校什么样子我太清楚了。”她说她从高一下学期开始用旧琴房，那时候她就想找个地方待着，突然发现琴房的钥匙在教务处挂着，没人管，就拿了去弹琴。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后来越弹越习惯，每天晚上不去一趟就觉得少了点什么。
“你弹琴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周围有什么变化？”我问。蒋听晚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我后来知道了，调查组的人跟我说了。”她说她一直以为只是自己弹得好，或者那些路过的同学刚好心情好，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琴声真的能影响到别人。“如果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会去弹了，绝对不会。其实归根到底，都是我的错吧。”
简无忧忽然开口：“你现在还弹吗？”蒋听晚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说专业课要弹，不弹不行，但她只在学校琴房弹，一周两次，不会多弹。
景予希问：“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听了你琴声的同学，现在有一个住了院，情绪崩溃，动物化了？”蒋听晚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她低头看着桌面，桌面是木纹的，有一条很长的裂缝，从桌边一直延伸到中间。她说她知道，调查组的人告诉她了，她哭了好几天，不想吃饭，不想上课，后来辅导员找她谈了好几次，她才慢慢缓过来。
简无忧问了她一个看起来不太相关的问题：“培英的教职工，平时对学生情绪问题的反应快吗？”蒋听晚愣了一下，想了想，然后回答：“大部分老师只关心成绩，班主任倒是会找学生谈话，但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老生常谈，听多了就不想听了。”她说她有一次在办公室门口听到一个老师跟同事聊天，说现在的学生太脆弱了，动不动就焦虑抑郁，他们那时候谁管这些。另一个老师说，是啊，稳定剂吃多了，副作用就是容易钻牛角尖。
景予希和简无忧交换了一个眼神，沈听晚没注意到，她低头看着自己杯子里的咖啡，继续说学校也有心理咨询室，每周二周四下午开放，要提前预约。“我去过一次，等了半个小时，进去之后咨询师问了我几个问题，填了一张表，然后说我的情况不严重，多运动多晒太阳就好了。后来我班主任知道了，问我为什么要去，学校压力很大吗。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心理咨询室。”
我问她知不知道莫梵轮对这件事的态度，蒋听晚想了想，说她不太清楚，但毕业之前听说过有莫梵轮的人来学校做过宣讲，讲的是动物化的神圣意义，说那是神赐的标记，不应该被压制，应该被接纳和升华。“当时很多同学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学校从来不讲这些，情绪问题在他们眼里就是需要被解决的东西，从来没人告诉你它也可能有别的意义。”
景予希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了很多东西。她说这段时间她在收集培英中学情绪管理体系的数据，但学校那边不太配合，方主任给的资料都是筛选过的，稳定剂的使用记录只给了总量，没有分年级分班级的明细，学生情绪评估的数据也只给了最终的等级结果，原始问卷和评分细节一概不提供。“不过，我还是联系到一个在平绒城教育局工作的熟人，拿到了一份培英中学近三年的内部督导报告。”
她翻开本子给我们看，“报告里提到了学校情绪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但措辞很温和，用的是‘有待完善’、‘建议加强’这类软绵绵的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整改要求。”她顿了顿，接着说，“最让我注意的是报告里有一句话，说学校的情绪稳定剂处方量在全市同类学校中排名第一，但这句话被标了星号，底下有一行小字，说数据仅供参考，不纳入考核指标。”
蒋听晚听着，眉头慢慢皱起来。她说她在培英读书的时候就觉得学校的情绪管理怪怪的，说不上来哪里怪，不知道是不是直觉。“每次情绪评估做完，班主任都会找那些评级异常的学生谈话，为了要找到一个具体的原因，然后把这个原因解决掉，好像这样情绪就会恢复正常。”她不停搅拌着咖啡，“有一次一个同学情绪评估连续三次亮黄灯，班主任跟他谈了三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手机玩多了，让他把手机交给家长保管一个月。那个同学交了手机之后情绪真的稳定了，数据也回到了绿区，但他整个人变得特别安静，以前一下课就去打球，后来就坐在座位上什么都不想做。”
景予希把小本子合上：“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学校的情绪管理体系只是教学生如何把情绪藏起来。稳定剂也好，评估量表也罢，都是工具，但工具用错了方向，就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压力。”她停顿了一下，说她还发现一件事：“培英中学使用的情绪评估量表是五年前修订的版本，而这五年间关于青少年情绪发展的一些研究成果早就把旧版本的一些指标推翻了，但学校一直没有更新量表，因为新版的评估标准更严格，八成会拉低学校的整体评级。”
简无忧这时候开口了，他问蒋听晚莫梵轮的人在学校做过什么。蒋听晚想了想说他们来过几次，每次都是办讲座，主题不一样，有一次讲的是“动物化的神圣性”，说人之所以会动物化是因为内心深处的某种极端情绪触发了神的设计，那是一种被选中的标志。“当时班上有个男生听得特别认真，下了课还追着那个宣讲的人问了很多问题。后来那个男生的情绪评估一直不太稳定，高三上学期的时候他的左手出现了蛇的鳞片，从手背一直蔓延到手腕。学校给他安排了治疗，但他自己不想治，说那是神给他的标记，他要留着。”
景予希在笔记本上快速记了几笔，简无忧靠在椅背上，目光看着窗外。平绒城是莫梵轮影响力很大的城市，培英中学又是重点中学，没人知道莫梵轮在里面渗透了多少。
我捧着热巧克力，杯子已经不烫了，温温地贴在掌心。蒋听晚说她今天说出来感觉好多了，这些事她以前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我摆摆手说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是来听你说的。蒋听晚看着我，目光柔了一些，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就在这时，景予希的手机震了几下。她瞟了一眼屏幕，立刻按了接听接了电话。她没说话，一直在听，大概过了十几秒，她说了一句“我们马上到”，然后挂了电话。
“方主任打来的，说那个女生出事了。”景予希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在收拾背包了，她把小本子塞进去，拉链拉了一半就站起来。“那个女生的情绪监测仪读数从早上开始一直在缓慢上升，到了下午突然飙升，学校派去陪护的心理老师试图跟她沟通，但她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不出来，也不说话。再过不久卫生间里开始传出异常的能量波动，护工从通风口往里看，看到女生的身体有一半已经被黑色的雾状东西包裹了，那些龟甲纹路从脖子上蔓延到了整张脸，她的眼睛变成了灰白色，很吓人。”
我和简无忧也赶紧站起来。蒋听晚看着我们，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去，最后落在我的身上。她的表情变了好几次，最后变成一种很坚决的东西，缓缓说：“我也想去。”
我收拾东西的动作停了一下。蒋听晚接着说：“我的能力也许也能帮上忙，而且我也有错。我能保护好自己，你们不用在我身上分心。”她把手伸进背包的侧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钥匙柄上贴着一小块白色胶布，胶布上用圆珠笔写着一个“琴”字，字迹已经模糊了，墨水洇开，笔画变得很粗。“这是旧琴房的钥匙，毕业的时候我偷偷配了一把，一直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