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上海夏天来得早，五月初，栀子就打苞了。

沈砚诊所的窗台上，苏婉用搪瓷缸子养了几枝，水是每天换的，叶子擦得亮亮的。晨光从东边斜过来，穿过玻璃，在诊桌上投下一小块菱形的光斑。光斑里有细细的灰尘在跳舞，慢悠悠的，像永远不急。

第一个病人是弄堂口的刘阿婆，胳膊疼，说是夜里受了凉。沈砚让她坐下，手指搭在腕上，静了会儿。

“湿气重。”他说，“我给您扎两针，再开点药。”

针是银针，细细长长的，在酒精灯上燎过，凉了才扎。沈砚下针很稳，手腕都不见抖。苏婉在里间拣药，听得见外头的说话声——沈砚的声音总是低的，慢的，像怕惊着什么。

“阿婆，这针有点胀，您忍忍。”

“哎，哎，沈医生你扎，我不怕。”

药拣好了，用黄纸包成小小一包，麻绳扎紧。苏婉走出来，把药递给阿婆，声音也轻：“早晚煎服，忌生冷。”

阿婆接过，从手帕里数出几个角子，放在桌上。钱不够，还差两分。沈砚说：“够了，您拿着买块豆腐吃。”

“这怎么好意思……”

“下次来，记得带豆腐卤给我就成。”

阿婆笑着走了，脚步比来时轻快些。沈砚把钱收进抽屉，在账本上记一笔。苏婉站到他身后，手搭在他肩上。

“又亏了？”

“没亏。”沈砚合上账本，“阿婆的儿子在码头上工，摔断了腿，三个月没开工了。不容易。”

苏婉就不说话了，手指在他肩上轻轻按。沈砚抬手覆住她的手，握了握。窗外的栀子又开了一朵，白生生的，香气漫进来，和药味混在一起，成了这间小诊所独有的味道——苦里带着一丝甜，像日子本身。

午后没什么病人，沈砚在里间整理药材。苏婉坐在窗前补衣服，是沈砚的一件衬衫，领口磨毛了，她找了块同色的布，细细地缝。针脚密密的，几乎看不出来。

阳光移过来，照在她的手指上。那些受过刑的指节，在光下显得格外清晰——有些地方微微隆起，有些地方陷下去，像被岁月粗暴地捏过又松开。但她在做最精细的活计，针在她手里听话得很，一上一下，像在走一条看不见的、必须走完的路。

沈砚抬头看她。她低着头，很专注，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阳光在她发梢镀了层金边，软软的，茸茸的。他看了很久，才又低下头，继续拣他的药。

当归要切片，白芍要刮皮，甘草要斩段。每一样都有规矩，急不得。刀在案板上有节奏地响，笃，笃，笃，和缝衣针穿过布料的细微声响应和着，像某种私密的对话。

“沈砚，”苏婉忽然开口，没抬头，“栀子该换水了。”

“嗯。”沈砚放下刀，去换水。水是晾过的，不冰手。他把花枝拿出来，洗缸子，重新注水，再把花插回去。动作很轻，像对待什么易碎的东西。

苏婉缝完最后一针，咬断线，把衬衫举起来看。补丁服帖，不仔细瞧，真看不出是补过的。她满意地叠好，放在一边。

“晚上想吃什么？”她问。

“都行。”

“有豆腐，有青菜，还有点肉末。做豆腐箱子吧？”

“好。”

对话很平常，平常到像已经这样过了几十年。但其实，他们结婚才三个月，从重庆回来也才一年。有时候沈砚会觉得恍惚——那些炮火，那些鲜血，那些暗无天日的牢狱，真的存在过吗？还是只是一场漫长的噩梦，醒了，就剩这窗明几净，这药香花香，这细水长流的晨昏？

他走到苏婉身后，手轻轻放在她肩上。苏婉往后靠，头抵着他的腰。

“累了？”他问。

“不累。”她说，“就是觉得……真好。”

“什么真好？”

“这样。”苏婉抬起手，指了指窗外——弄堂里，有孩子在跳房子，有妇人在晾衣服，有老头在树下下棋。“太平，安静，没有人死，没有人哭。你在这里，我在这里。真好。”

沈砚弯下腰，脸贴着她的头发。头发里有皂角的清香，混着淡淡的栀子气。

“嗯，”他说，“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