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长云站在空荡荡的铺子里，看着门口那块被掀起的门帘，看着门帘外那条空荡荡的街，看着街对面那棵老槐树被风吹落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打着旋儿落在地上。

铺子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他心跳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缓慢而沉重，像是有人在用锤子敲一面已经裂开了的鼓。

他站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才慢慢地转过身，走到柜台后面，坐下来。

他坐在那把徐线儿平时坐的椅子上，把手放在桌面上，放在她平时写字的地方。桌面很光滑，被她的衣袖磨了几个月，磨出了一片温润的包浆。他把掌心贴在桌面上，感受着那一点微凉的温度，闭上眼睛。

他想起她第一次坐在这把椅子上的样子。那时候他们刚成亲不久，她还不习惯有人帮她管账，总是自己噼里啪啦地拨算盘，拨错了就骂自己笨，拨对了就得意地笑。他在旁边看着，觉得她笑起来真好看，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他想起她有一次算错了一笔账，急得满头大汗，他把账本拿过来，三下五除二就算对了。她不服气，说“你肯定是蒙的”，他说“不是蒙的，是算的”。她不信，非要他教她怎么算。他就站在她身后，握着她的手，一根一根地教她拨算盘珠子。她的耳朵红了一整天。

他想起那些日子，想起那些细碎的、不值一提的、却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白长云睁开眼，眼泪无声地滑了下来。

他没有擦。他任由眼泪流着，一滴一滴地落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他用手掌把那些水渍抹开，像是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他坐了很久。从上午坐到中午，从中午坐到下午，从下午坐到傍晚。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阳光从门口移到柜台后面，最后消失不见。铺子里暗了下来，暗得只剩下窗户外面的月光。

他没有点灯。他在黑暗里坐着，像一尊被遗忘在角落里、落满了灰尘的泥塑。

第四天，白长云走出了济安堂。

他把铺子的门板一块一块地上好，把门锁了，钥匙揣进怀里。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那块“济安堂”的匾额。匾额上的字是徐线儿的老师写的，笔力遒劲，但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日晒，已经有些褪色了。徐线儿说过，等哪天有空了，要重新描一遍。

她大概不会描了。

白长云转过身，沿着街走了出去。

他没有目的地。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只是不想待在济安堂里了。那个铺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她的影子，他在那里多待一刻，心就多碎一片。

他走到了镇子上的酒馆。

酒馆不大，几张桌子，几条长凳，柜台上摆着几坛子酒，空气里弥漫着劣质酒糟的气味。傍晚的时候，酒馆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老头趴在角落里打盹，还有一个醉汉趴在桌上说胡话。

白长云走进去，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掌柜的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姓孙，大家都叫他孙胖子。孙胖子认识白长云，见他来了，有些意外。

“白大夫？你怎么来了？”孙胖子擦着柜台走过来，“徐大夫呢？没跟你一起？”

白长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孙胖子看出了不对劲，没有多问，只说了一句：“喝点什么？”

“酒。”白长云说，“什么都行。”

孙胖子犹豫了一下，给他上了一壶黄酒。黄酒不烈，温温吞吞的，像是怕他喝多了。

白长云端起酒杯，一口闷了。黄酒的味道很淡，带着一股甜味，像是糖水。他又倒了一杯，又闷了。第三杯，第四杯，第五杯。一壶黄酒很快就喝完了。

“再来一壶。”他说。

孙胖子又上了一壶。这一回，白长云喝得慢了一些。他端着酒杯，看着窗外的街。街上很安静，偶尔有一两个人走过，脚步声在青石板路上发出嗒嗒的声响。他看着那些人，觉得他们离他很远，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

他想起徐线儿。想起她第一次喝药酒的时候，被苦得皱起了整张脸，他说“药酒就是苦的，喝了对身体好”，她说“你骗人，你就是想看我出丑”，他说“我没有”，她说“你就有”。她说完就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

白长云又喝了一杯。

酒意慢慢地上来了。他的头有些晕，眼前的东西开始重影。

他看着酒杯里的酒液，觉得那酒液像是一面小小的镜子，映出他的脸，憔悴的、苍白的、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