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们又赶去另一个9号安置点。

在去的路上，我们在安置点背风的角落里，看到了横七竖八地躺着刚换下来休整的搜救二组战士。

我示意潘刚，静静地把镜头推过去。

一个年轻的小战士，看起来最多十八九岁，靠着装沙袋的编织袋睡着了。他怀里还端着一个铝饭盒，自热米饭刚吃了一半，勺子还捏在手里。

更扎眼的是他的脚。

军靴脱在一边，雨水和汗水把他的双脚泡得肿胀发白，全是褶皱，脚底的血泡被泥沙磨破了，和袜子粘在一起。

一个路过的村民大嫂看到了。她停下脚步，没敢出声吵醒他。她走过去，从兜里摸出一个干净的塑料袋，小心翼翼地罩在小战士那半盒没吃完的米饭上，免得被飘进来的冷雨浇成泥汤。

做完这些，她没停留，转身快步去忙自己的事了。

“潘刚，别推近景，别打扰他们。”

“观众朋友们，这里的战士，很多都是零零后。他们连轴转了四十八小时，没有精力接受采访，甚至连一口热饭都没力气咽完。他们不需要空洞的赞美和口号。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这短暂的、不被打扰的十分钟睡眠。我们退出来，把安静留给他们。”

后来，老秦说，这个小战士的采访片段，虽然没人说话，画面很安静，但他们当时在演播大厅，看到这个画面都哭了。

……

九号安置点设在一块稍微平整些的河滩上，四周还堆着没来得及清走的碎木板和石块。雨停了，空气里却还是潮的，鞋一踩下去，泥能裹住半只脚。靠近路口的地方支了一张折叠桌，桌上放着一部卫星电话，一块写着“每人三十秒”的硬纸板用胶带贴在桌沿，字被水气洇开了一点。

排队的人很多，却很安静。

没有人争，也没有人哭，大家只是低着头，把那三十秒的话在嘴里一遍遍地过。有的人拿着纸条，有的人用手指在掌心里比划，像怕一开口就忘。

潘刚扛着机器，站在队伍侧面找角度，低声问：“拍吗？”

我看了一眼，“拍！别往人脸上怼，先拍手，拍鞋，拍纸条。”

镜头里，一双一双沾着泥的鞋，鞋边都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的泥印；一只手攥着纸片，指节发白；前面有人接起电话，说得飞快，像怕漏掉一个字。

“我在九号安置点，河边这个——”

“我没事，你别回来。”

“爸的药没了，降压药，听见没有？”

三十秒一到，负责维持秩序的武警战士把电话轻轻接过去，朝后面的人点点头：“下一位。”

没有人抱怨。

排在中间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头发乱着，裤脚还沾着没洗净的黄泥，怀里夹着一只塑料袋。她上前接电话的时候，手有一点抖。

我等大姐打完电话，从桌边退下来，才走近半步：“大姐，我是电视台的，能跟您聊两句吗？不耽误您时间。”

大姐先是本能地摇头，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问她：“你们能播寻人吗？”

我怔了一下：“能，您说。”

女人赶紧从塑料袋里摸出一张被泡得发软的照片，边角都卷了。“我儿子在外地打工，电话一直打不通。他不知道我们转到这个点了。你就说，陈桂香在九号安置点，人活着，老头子也活着，叫他别往里闯，路断了，危险。”

她说得很快，像背过很多遍。

“除了报平安，您现在最急的是什么？”

大姐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半瓶水、两包饼干，还有一张药盒说明书。

“药。”她说，“老头子高血压，药泡了，昨晚头晕得厉害。我刚才给外头亲戚打电话，让他们想办法把药送进来。”

……

不远处，卫星电话那边又有人接通了。一个年轻男人哭得泣不成声：“妈，我活着，你别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