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头把防弹衣往身上套，边系扣子边抬头看他：“巧了，我也最烦别人照顾我。”

周劲这回没再说什么，只是把后备厢一关，转身上车，像是默认了这场短暂的交锋。

可我知道，他心里根本还没认我。

对他来说，我到底是个能扛事的战地记者，还是个一发警报就腿软、拍两天就想回国的麻烦，得等真正进了火线，才算数。

车是一辆旧得快散架的越野车，门板内侧补过两块铁皮，玻璃边沿有两道细小裂纹，估计是哪次冲击波后留下来的旧伤。我刚坐上去，周劲就把一张印着红线和蓝圈的纸塞到我手里。

“记住几个规矩。”他一边发动引擎一边说，“第一，落地七天内不单独行动。第二，晚上八点以后全城宵禁，听见警报立刻下地库，别问为什么。第三，出门永远穿防弹衣、戴头盔，不管你是去难民营还是去采访市长。第四，检查站别乱看，镜头别乱抬，尤其别对着拿枪的人拍。第五——”他偏头看了我一眼，“记者和医生，在这儿最容易被绑架。”

那句话说得平平的，却让我后背一下凉了。

车从机场开往记者站，一路上都是封控和检查站。每隔一段路就有人设卡，沙袋、路障、铁丝网、拒马，甚至还有焊在一起的废车架。装甲车停在路边，枪口黑洞洞地指着前方。

路两侧的房子很多只剩半截墙，楼体焦黑，窗框空着，像一排排瞎了眼的骨架。周劲一边熟门熟路地报路段和口令，一边还不忘提醒我：“看见拐角那些蓝门没有？那种地方别靠近，晚上最容易出事。”

我嘴上应着，眼睛却控制不住地去看那些检查站里每一张亚洲面孔。头盔颜色、臂章样式、肩背线条、走路姿势，我看得比什么都仔细，像一个快被执念逼疯的人，试图从任何可能的地方，把程飞从这片大陆的尘土里抠出来。

……

记者站设在首都一栋旧办公楼的三层，楼下院子里停着两辆采访车和一辆白色皮卡。楼门口钉着厚厚的防爆板，窗户内侧粘了防碎膜，走廊尽头放着几个装满沙子的编织袋。屋里比我想象中更像“临时生存点”而不是办公室：地图贴满了整面墙，红色圆圈标着最近三个月的交火区，蓝色线是联合国车队的安全通道，绿色点是医院、难民营和物资发放点。

角落里堆着压缩饼干、净水片、急救包和两桶柴油，一台老旧发电机停在窗边，随时可能罢工。

周劲把行李往我那张铁架床边一放，抬手指了指窗台角落一撮碎玻璃。

“上周冲击波震进来的，还没扫干净。你睡觉小心点，别半夜翻身把自己割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楼下忽然传来一阵短促尖锐的警报。周劲脸色都没变，扔下一句“下地库”，转身就走。我被他拽得踉跄两步，跟着跑下楼。地库并不大，里面已经蹲了几个当地雇员和两名外媒记者，有人抱着水桶，有人抱着电脑，谁都没有大声说话，只有头顶隐约传来很远的闷响，像是谁在天边缓慢地敲鼓。

那是我到C国第一天，第一次躲防空洞。

我抱着头盔坐在水泥地上，地库里闷得要命，汗顺着后背往下淌。周劲蹲在旁边，低头调试相机，像这种警报和爆炸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大概是见我脸色不太好看，他终于抬了抬眼，递过来一瓶矿泉水。

“别紧张。”他说，“今天这还算远的。等哪天落在一公里以内，你就知道什么叫耳朵嗡三天。”

我没接他这句玩笑，只拧开瓶盖喝了一口，嗓子里全是铁锈一样的干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