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专案组第一次开到了凌晨三点。

会议室里烟味、咖啡味和潮湿的雨气混在一起，所有人脸上都带着连续运转后的疲态。投影幕上是清宁中心旧址地下房间拍回来的照片，红线、偷拍照、残页、训练录音的波形图一张一张切过去，越看越让人觉得后背发凉。

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足够说明：清宁中心并不是简单的非法心理机构。

它至少长期、系统地参与过对某些人的“版本处理”。

“先梳理我们现在能确认的。”秦峥站在投影前，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几个词：

对象筛选 / 评估降信 / 替代叙事 / 协调统一版本

“这四个环节，是目前从残页和录音里能提出来的核心流程。”他说。

许澜接过话：“对象筛选，指的是挑谁需要‘处理’。比如失控家长、问题学生、可能引发舆情的人。评估降信，指通过专业话术或正式评估，先把这个人的可信度降下来。替代叙事，就是把原本的记忆或理解，慢慢替换成另一套更可控的说法。最后再把校方、家属、媒体、机构之间的口径统一。”

“说白了，”韩柯靠在桌边，“就是把真事改成大家都愿意接受的那版假话。”

没人反驳。

因为这句虽然粗，却最准。

技术员把从旧账页里恢复出的部分资金流投到屏幕上。陈毅虽然死了，但他没来得及完全抹掉过去几年一些零散账户的痕迹。那些钱的来源很杂：学校基金会名目下的咨询费用、某家律师事务所的“危机干预外包”、几笔挂在家庭教育项目下的转介支出，甚至还有两个私人账户定期打进来的咨询费。

金额都不算特别夸张，放在正规业务里也不算扎眼。真正可疑的是，它们都绕着几个同样的项目词转：

“认知稳定”“依附重建”“行为修正”“陪伴转介”。

“这些词表面上没毛病。”技术员说，“但你把资金和对象一对应，就不对了。被列入这些项目的人，很多都是后来卷进争议、投诉、校园危机或者家庭维权的人。”

秦峥盯着屏幕上一条转账看了几秒。

其中一笔发生在苏晓母亲坠楼前十天，付款方挂着校外家属协调服务的名义，收款方却是清宁中心一个从未公开过的二级账户。

这不是普通咨询费。

这更像为某次特定处理付的钱。

“查付款人。”他说。

“已经在查了。”许澜翻着另一份资料，“还有一条更怪。清宁中心停业前最后半年，账上出现过一个内部项目编号——C7。没有对应公开合同，也没有正常服务对象名单，只在几份手写摘要和物料采购里反复出现。”

“采购什么？”

“录音设备、隔音材料、小剂量镇静药物、一次性防水披。”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

林雯后备箱案、清宁中心地下房间、雨衣角色、苏晓的照片备注，这些东西在“C7”这个编号下面忽然有了某种更具体的轮廓。

“像一个专项项目。”韩柯说。

“是专项。”秦峥低声道，“而且不是为了治病。”

投影切到另一张恢复出的碎页，上面是半张内部流程表。左栏是对象状态，右栏是建议处理：

- 情绪激烈：先做稳定评估

- 持续发声：降信处理

- 监护关系脆弱：加强责任归因

- 未成年人依附明显：建立替代锚点

最后一行只剩一半，但还能看出几个字：

必要时，引入……目击形象……

“目击形象？”许澜皱眉，“什么意思？”

秦峥想起苏晓照片背后那句“她开始看见穿雨衣的人”。

他没有立刻把猜测说出来，只道：“先记下来。”

这时，办公室门被敲了两下。进来的是负责跑外围的一名老刑警，把一叠走访记录扔到桌上：“清宁中心以前的邻居基本问遍了，有用的不多，但有几点你们应该看看。”

他翻出几张笔录。

第一名证人是隔壁社区医院退休护士。她记得清宁中心经常接一些“并不像正常来咨询的人”——有的是哭得很厉害的母亲，有的是情绪封闭的小孩，也有几个看起来像老师或律师的人，进进出出时都压着声音说话。她还提到一件怪事：

“他们二楼本来晚上六点就没人了，可有几次我值夜班，快十点了那边还亮灯，窗帘拉得很严。有一回风把窗帘吹开，我看见里面有人坐着不动，后面站着个人，穿着像雨披一样的深色外套。”

第二名证人是楼下打印店老板。他记得清宁中心常来打印一些“很正式”的表格和告知书，内容看着像心理评估、家长承诺、学生跟踪记录之类。有次他顺嘴问一句是不是最近青少年问题多，对方回得很快：

“不是问题多，是家长不肯配合版本。”

版本。

这个词一出来，会议室里几个人都抬了下眼。

第三名证人是以前负责保洁的阿姨。她说自己不识字，但记得有间房她从来不能进，“里面有镜子、有灯、有个录音的机器，地上还铺塑料布。有一次我进去送水，看见小姑娘坐在椅子上，前面的人一直轻声问她同一句话：‘你确定你看见的是这样吗？’”

保洁阿姨说，那小姑娘回答了几次，她没听清，只记得最后前面那人笑了一下，说：

“没关系，你会慢慢记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