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的电话之后，赫连衣好几天没敢给家里打电话。

不是不想打，是怕。

怕母亲问她什么时候回去，怕自己答不上来，怕电话那头传来那种压抑的、不想让她听见却还是漏出来的哭声。

她是独生女，从小到大，每一个春节都在家过。年夜饭是母亲忙活一整天做的一桌子菜，春晚是三个人窝在沙发里看到凌晨，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父亲会去阳台上放一挂鞭炮，母亲会在厨房里煮饺子。

今年，那张桌子旁要空一个位置了，阳台上的鞭炮，也许也不会放了。她在心里对父母说了一声对不起，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快听不见，可她知道，这声道歉，父母听不见，除非她亲口说出来。

除夕前一天，王婶来宿舍找她，语气不容拒绝：“赫老师，明天来我家吃年夜饭，你一个人在这儿，总不能自己过年。顾岩也来，我跟他说好了，这回不许在棚子里吃泡面。”

赫连衣笑了，她笑的是王婶那句“不许在棚子里吃泡面”。顾岩这个人，没人管着，真能做出这种事来。她点了点头：“好，那我帮您包饺子。”

王婶走后，赫连衣在宿舍里坐了一会儿，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快要下雪了，空气里有雪的味道——冷冷的，干净的，像薄荷一样。

她想给父母写封信，写了几行，又觉得太慢，等信寄到，年都过完了。她把信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里，拿起手机，还是没有信号。

最后，她走到村委会，拿起那部红色的座机电话，拨号的时候，她的手不像上次那样抖了。

电话响了三声，母亲接的。

“妈，是我。”

“衣衣。”母亲的声音平静了很多，没有惊喜，也没有生气，像是已经接受了她不回来的事实，接受了这个年要少一个人过的现实。

“妈，过年好。”

“还没到过年呢。”

“提前说，怕到时候打不通。”赫连衣握着话筒，声音稳稳的。

母亲沉默了一下，问：“你那边冷吗？”

“冷，零下十几度呢。”

“多穿点，你那件羽绒服够厚吗？”

“够，顾岩给我买了件新的，厚着呢。”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顾岩？是那个农技员？他为什么给你买衣服？”

赫连衣张了张嘴，想说“因为我们在一起了”，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怕母亲多想，怕她觉得女儿不回来过年，是因为那个男人，怕她觉得女儿被“拐”跑了。“他是村里唯一的技术员，”她说，“大家互相照应。”

“哦。”母亲说，不知道信了没有。

“妈，我爸呢？”

“在阳台上修灯笼呢，去年的灯笼坏了，他说今年要挂个新的。”

“年年都要挂那个红灯笼，我爸说红灯笼喜庆。”

“你爸这个人，就是讲究这些。”母亲的声音有一点哽咽，很快压了下去，“你吃饭了没有？”

“吃了，王婶叫我去她家吃年夜饭，顾岩也在她家搭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