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是两国文化不一样呗。

在乌克兰学校，女生被男生喜欢，是件值得骄傲的事，说明你有魅力、人缘好。

这儿老师不会像国内老师那样，把男生女生那点懵懵懂懂的好感看得像洪水猛兽。

在这儿，男孩女孩相处起来很自然，没那么多顾忌。

当然了，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事，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

八岁的春天好像还在昨天，一晃就放暑假了。

我跟着我妈回了趟江城，再回基辅的时候，秋风已经刮满了格鲁舍夫斯基大街。

也就在这一年，乌克兰正式把加入欧盟定成国家战略。

可偏偏这时候，受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两个月里硬生生贬值了一半。

虽然格里夫纳贬值对留学生而言是好事，可那段时间，在基辅的留学生，没谁敢把美元存银行，都提心吊胆怕银行突然倒闭，自己的生活费打了水漂。

我和我妈在基辅的日子，过得像上了发条的钟，每天路线都差不多，忙，但也平淡。

每周一放学，我妈都会准时等在美院那棵大栗子树下。

我们沿着美院门前的沃兹涅先斯基斜坡往上走，拐进格鲁舍夫斯基大街，妈妈总在街角那家佩切尔西面包坊，给我买个松软香甜的面包垫肚子，然后再花1格里夫纳买一只黑面包。

走到第一个路口，格鲁舍夫斯基大街和克洛夫斯基斜坡交汇的那个小广场，总能看见一位乞讨的盲人老太太，我就会把那只黑面包送给她。

老太太旁边，总会有一位穿旧西装的老先生，坐在长椅上慢悠悠拉手风琴。

琴声飘在风里，混着远处教堂的钟声，听着让人心里静下来。

每次看到我来，他都会给我拉一小段《红莓花儿开》。

第二个路口右转，走进伊万弗兰科街，空气里就飘满烤栗子那股又甜又暖的焦香，深深吸一口，心里都踏实了。

我钢琴学校的琴房在什洛夫科维奇娜街一栋黄墙老楼的半地下室里，地方又小又窄。

窗户正对着一棵大杨树，风一吹，叶子哗啦哗啦响，像在给我那枯燥的琴声打拍子。

我在屋里一遍遍练枯燥的音阶，我妈就安静地坐在靠墙那张旧丝绒沙发上，一句话不说地陪着我，一次都没缺席过。

从周二到周六，每天下午我都得去芭蕾舞学校上课。

这下你该明白，我舞蹈老师为什么是加林娜·库拉金娜了吧。

不过那时候我太小，她是功勋演员，很少亲自给我们这些低年级小孩上课。

基辅的芭蕾舞学校，水平在世界都排得上号，教小孩跳芭蕾更是全球公认的金标准。

从这儿出去的学生，好多都在国际比赛上拿过奖。

去芭蕾学校，得在克洛夫斯基斜坡站坐12路无轨电车。

绿皮车厢晃晃悠悠往前开，车里总飘着一股受不了的味道——像动物园兽笼里的腥臊气，又冲又难闻，那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呵呵，你懂的！

电车慢吞吞开过乌克兰大酒店那栋气派的米黄色大楼，穿过赫雷夏蒂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流，坐两站，在马林斯基公园对面下车。

我和妈妈踩着夕阳影子，一步步往舞蹈学校走。

对了，我到现在还惦记芭蕾舞学校自制的格瓦斯，喝起来清清爽爽还有点回甘，是我那段枯燥日子里最喜欢的饮料。

等舞蹈课下课，天早就黑透了。

我和妈妈就站在路边，借着昏暗的路灯招手拦车。

不是正规出租车，都是路上跑的私家车。

只要车里有空位，司机大多愿意捎我们一段。

大多是破旧的拉达车，偶尔也能碰上奔驰。

坐车当然不是白坐，两块格里夫纳——换成人民币也就三块多，就能把我和我妈一路送到家。

就连星期天，我也闲不下来——得去圣索菲亚大教堂，跟一位美国牧师学英语。

我的英语一直是美式发音，就是从这儿来的。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又忙又规律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

直到那一天，在格鲁舍夫斯基大街上，我和我妈租住的那栋赫鲁晓夫楼里，我第一次见到高健。

那时候我才九岁，什么都不懂。

可现在回头看，他的出现，大概从一开始，就彻底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