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新年第一天，我对高健，有了全然不同的认知……

事实上，他的改变，早在2000年深冬，就已经悄悄开始了。

那段时间，他来家里的次数明显少了，妈妈替他解释，说他在外头拼命打工，一门心思多赚些钱。

可等他偶尔再上门时，我竟在他身上，看到了从前只在电视里见过的英式绅士做派。

起初还带着几分刻意的生硬，像套上了一件不合身的礼服，别扭又局促，可日子一长，那些举止竟慢慢变得自然，一点点融进了他的言行里。

从前他走路总是脚步匆匆，脊背微微佝偻，带着一股局促的市井气。

如今却腰背挺得笔直，步伐不急不缓，落脚轻而稳，就连抬手摆动的幅度，都透着刻意拿捏的优雅。

家里放着爸爸留下的红酒杯，他倒酒时再也不是随意一倾，而是微微俯身，手腕轻缓转动，让酒液贴着杯壁缓缓流入，不多不少，刚好七分满，指尖连杯口都不会碰到。

妈妈要出门时，他会快步上前，双手扶住大衣领口，细心帮她拢好肩线，再轻轻抚平衣角，动作流畅得仿佛练习过无数次。

就连对我，他也会在推门时伸手按住门板，等我走过去再轻轻合上。

眉眼间始终挂着笑意，嘴角扬起的弧度、眼角弯起的角度，都像是照着固定的模子刻出来一般，挑不出半分差错。

他这般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我心里着实讶异。

那个曾经在饭桌上啃骨头啃得毫无形象的高健，怎么忽然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我难得生出几分好奇，忍不住问妈妈，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妈妈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高健现在在市中心马林斯基公园附近的Concord酒店打工。

这倒并不意外，高健的俄语本就十分流利。

那家酒店我是知道的，爸爸曾经带我去过一次，算得上基辅数一数二的高档场所。

外墙是温润的米黄色大理石，雕花廊柱搭配鎏金牌匾，推门便是挑高的大堂，水晶吊灯从穹顶垂落，细碎光芒洒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晃得人睁不开眼。

身着藏青色制服的侍者们身姿挺拔，走路轻得像猫，端托盘时手肘稳如磐石，说话时声音压得极低，一举一动都透着刻进骨子里的精致教养，就连引路伸手的姿势，都有固定的规矩。

原来，高健是在酒店里，跟着一位从英国受训归来的侍者奥列格学习礼仪，听说他学得格外用心，甚至自掏腰包，给对方付了额外的学费。

看着他日渐娴熟的绅士做派，我心底对他的厌恶，竟莫名淡了几分。

倒不是原谅了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只是忽然觉得，这样一个拼命想要往上爬的人，似乎少了几分从前让我反感的油腻，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陌生感。

你若是问我，对妈妈和高健的关系，究竟抱着怎样的态度。

该怎么说呢，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又能有什么立场去表态。

连爸爸都没有明确的态度，远隔万里，连属于自己的幸福都不愿亲自守护。

身为女儿，我又能做些什么，又能说些什么呢？

那些藏在厨房里的细碎笑声，他留宿时家里弥漫不开的沉闷，妈妈看向他时，带着温柔又夹杂着复杂的眼神，我全都看在眼里，久而久之，也便渐渐视而不见了。

甚至在得知高健去酒店打工后，我心底还暗自庆幸。

至少，他不用再天天往我们家跑，这套赫鲁晓夫楼里的小房子，总算能多几分清净。

记得是西方圣诞节那天。

这里要先说明一句，乌克兰的圣诞节，和西方并不在同一天。

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圣诞在12月25日，而乌克兰人大多信奉东正教，我们的圣诞节，是在1月7日。

我说的这天，正是12月25号，高健来家里一起过这个洋节。

晚饭后，我们说说笑笑准备到院子里放焰火，出门时，他依旧保持着那副绅士模样，快步上前替我拉开单元门，手轻轻扶着门板，让我先走。

可就在走廊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下，我忽然瞥见，他藏青色外套的后领上，缠着一根亮晶晶的细丝，在灯光下一闪而过，格外扎眼。

我眼疾手快，上前一把将那根发丝捏了下来，摊开手心一看，竟是一头又长、又亮、还带着微卷的金色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