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一年那个暑假，成了我这辈子都不愿回想的悲惨记忆。

江城的阳光再炽烈，也穿不透我心底层层叠叠的阴霾，那些藏在茶室门后的争吵、父母间冰冷的沉默，像一根细刺，扎得我连呼吸都带着钝痛。

重返基辅，从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往市区去的路上，我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基辅的异常。

出机场的主干道旁，桦树与梧桐的枝桠间，齐刷刷挂着橙底白纹的旗帜，风一吹便猎猎作响，刺眼的色块晃得人眼晕，打破了往日基辅的静谧。

沿途的公交站亭、街边的报刊亭，甚至连路口卖烤红薯的铁皮推车旁，都贴满了印着尤申科头像的小传单，红橙相间的配色在灰扑扑的街景里格外突兀，像一颗颗躁动的火星。

路过独立广场时，我们更是被一片橙色的海洋彻底包裹。

广场的石板路上，三步一个宣传台，蓝色折叠桌后站着朝气蓬勃的志愿者，手里攥着厚厚的传单，见人就热情递上，嘴里用流利的乌克兰语喊着竞选口号，偶尔夹杂几句生硬的俄语，语气里满是焦灼的造势感。

传单上印着尤申科冷峻的侧脸，底下是密密麻麻的竞选纲领，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剑拔弩张的紧张。

车载电台里，亚努科维奇沙哑的男声裹着电流声，反复播报着他的民生与经济主张，可车窗外的世界，却被尤申科与季莫申科的头像占得满满当当——广场的巨型广告牌、马路边的灯箱、甚至连有轨电车的车身上，都是两人的大幅肖像，一个眉眼锐利，一个金发盘起，橙与蓝的配色在基辅的街头巷尾激烈碰撞，连空气里都飘着政治博弈的硝烟。

妈妈坐在身旁，侧头望着窗外涌动的橙色浪潮，轻声跟我说，还有两年就是乌克兰大选，如今竞选的两派正拼尽全力造势，基辅作为首都，早已成了双方交锋的主战场。

我们回到基辅时，距离开学还有一个礼拜。

这满城的政治喧嚣，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我牢牢裹住。

刚从江城的低落与混乱里走出来的我，只觉得心里又添了几分憋闷，连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

这一周，我几乎天天泡在卡佳姐姐的工作室里。

于我而言，那里是远离喧嚣与烦恼的避风港，是唯一能让我暂时卸下防备、寻得一丝暖意的地方。

从国内回来第一次去工作室那天，我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双肩包，里面塞得全是给卡佳姐姐带的礼物——怕路上碰坏，每一样都用软纸一层层仔细裹着。

有漳州的片仔癀面霜，圆滚滚的瓷瓶裹着喜庆的红绸布，透着古朴的精致；

有苏州的折折扇，竹骨素净，展开便有淡淡的玉兰香萦绕鼻尖；

有福建的铁观音，用密封的锡箔袋装好，半点茶香都不会泄露；

甚至还有江城本地艺术家的书画，卷成筒状，用厚实的牛皮纸裹着，小心翼翼塞在书包最外侧；

再加上一堆江城特产的小零食，还有满满一袋产自义乌的小头饰，珍珠的、布艺的、缀着细碎水钻的，满满当当，沉得我肩膀发酸，却舍不得少带一样。

推开卡佳姐姐工作室的门时，她正低头专注地调着颜料，阳光落在她的金发上，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

见我进来，她刚抬起头，我就迫不及待地卸下书包，蹲在地上一件件往外掏，像个急于展示宝贝的孩子，变戏法似的把礼物摆了一地。

我先把片仔癀面霜递到她手里，又轻轻展开折扇给她看，再把茶叶塞进她怀里，最后把那堆小零食和小头饰一股脑倒在桌上，五彩斑斓的一堆，瞬间点亮了整个工作室。

卡佳姐姐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手里的画笔“啪”地搁在颜料盘上，快步蹲下来，和我一起翻看着这些礼物。

她的指尖轻轻抚过折扇的竹骨，又捏起一个珍珠头饰，别在自己发间，对着旁边的梳妆镜左看右看，兴奋得像个刚收到礼物的小姑娘，嘴里用乌克兰语叽叽喳喳地喊着“太美了”“太精致了”，随即伸手紧紧抱住我，温热的脸颊贴在我的额头上，呼吸里带着她惯有的松节油与玫瑰香水混合的味道，连眼角的笑纹里都漾着藏不住的欢喜，还不忘用生硬的中文说道：“然然，谢谢你，我的小宝贝。”

卡佳姐姐转身进了厨房，没过多久就端出一盘梅德韦日卡，蜂蜜色的糕体上撒着细碎的坚果，甜香瞬间漫满了整个工作室，驱散了松节油的清冽。

我窝在工作室柔软的布艺沙发里，手里捧着一杯温热的红茶，瓷杯壁的暖意顺着指尖蔓延到心底。

抿一口红茶，清甜的茶香混着蜂蜜的醇厚，再咬一口梅德韦日卡，软糯香甜的口感在唇齿间化开，连日来的阴霾与喧嚣，好像都被这温柔的甜意悄悄冲淡了几分。

沉默了半晌，我攥着温热的茶杯，鼓起勇气，抬头向她问出了一个藏在心里很久的私密问题：“姐姐，你这么漂亮，为什么会喜欢中国男生呀？”

卡佳姐姐闻言，低头笑了起来，眼角的梨涡浅浅陷下去，语气带着几分俏皮，反问道：“难道中国男生不够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