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烬玄在边关待了六个月,打了四场仗,杀敌无数,自己也挂了两次彩。
第二次挂彩是在入冬后的第一场雪那天。西凉人来袭,他率军迎敌,一支流矢擦着他的左肩飞过,划破皮肉,血流如注。军医给他包扎的时候,他一声没吭,嘴里嚼着干粮,眼睛盯着沙盘。
“将军,您这肩膀的旧伤又加重了。”军医小心翼翼地缠着绷带,“要是再不好好养,这只手以后怕是拉不了弓了。”
“嗯。”慕烬玄说。
“将军,您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听到了。”
“那您——”
“你出去。”
军医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有再说下去。他跟了慕烬玄三年,知道这位将军的脾气——他不想听的话,你就是说一百遍他也当没听见。他叹了口气,收拾好药箱,退出了军帐。
慕烬玄坐在案前,低头看着自己左肩上那层新缠的绷带。绷带是白色的,雪白雪白,和他在太医院换的那种一样。但他的脑子里浮现的不是太医院的白,是另一种白——是白蘅芷的手指。她在给他包扎的时候,手指细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很齐。她的手很白,白得像玉,但手指上有冻疮的疤痕,一道一道的,红褐色的,像蚯蚓爬过的痕迹。
他想把那双手握住。
他想问她:冬天冷吗?冷宫有炭吗?被子够厚吗?
但他没有问。
他不能问。他没有资格问。他只是一个路过的将军,她只是一个冷宫的宫女。他们之间隔着宫墙、隔着身份、隔着整个大梁朝的礼法。他不能给她写信,不能派人去看她,不能在任何人面前提起她的名字。
因为提起,就是害她。
他攥紧了拳头。左肩的伤口被牵动,一阵剧痛传来。他没有松手,反而攥得更紧了。疼痛让他清醒,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知道自己还有仗要打,知道自己还不能回去。
等他回去。
等他打了胜仗,立了功,有了足够的军功和资历,他就可以向皇上开口——求一个人。
一个冷宫的宫女。
一个罪臣之女。
一个叫白蘅芷的人。
他把这个名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然后他铺开一张纸,开始写信。
不是写给白蘅芷的——他不能给她写信,信送不进冷宫,就算送进去了也会给她招祸。他写的是给父亲慕远道的家书。在信的最后,他加了一句话:
“父亲大人,烦请代为查证一事——白崇远案中,其女白蘅芷今在何处,处境如何。”
他写完之后,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蜡封,盖印,交给传令兵。
“送京城。加急。”
传令兵领命去了。
慕烬玄坐在军帐里,就着油灯,又把那张纸铺开。他在信的末尾又加了一行小字:
“勿让任何人知晓。”
他盯着这行字看了一会儿,觉得不够,又加了一句:
“尤其不可让宫中知晓。”
然后他封好了信封,交了出去。
军帐外,雪越下越大。
他站起来,掀开帐帘,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边关的雪比京城的大,不是一片一片的,是一团一团的,砸在脸上生疼。风裹着雪,雪裹着风,天地间白茫茫一片,看不见远方。
他在想:京城的雪,有这么大吗?
冷宫的院子里,会不会也落满了雪?
她在井边洗衣裳的时候,手会不会冻得更厉害?
他把帐帘放下,转身回到案前,又铺开一张纸。
这一次,他写的是另一封信。
信的抬头写着:“蘅芷姑娘亲启”。
他写了几个字,停住了。犹豫了很久,他把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炭盆里。纸团在炭火上卷曲、发黑、燃烧,最后化成一撮灰烬。
他不能写。
写了,寄不出去。
寄出去了,她收不到。
收到了,她也回不了。
他只能等。
等打完仗,等回到京城,等站在她面前,亲口告诉她——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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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慕远道的回信到了。
信很长,先是问了边关的军务,嘱咐他注意身体,又说家中一切安好,不必挂念。信的最后,慕远道写了一段话:
“你让我查之事,已有眉目。白崇远幼女白蘅芷,宣武八年没入掖庭,分配至冷宫为洒扫宫女。至今仍在冷宫,尚未调任。其处境清苦,然无性命之忧。你为何打听此人?”
慕烬玄把这封信看了三遍。
冷宫。洒扫宫女。处境清苦。无性命之忧。
他在“无性命之忧”四个字上停了很久。
还好。她还活着。她还在冷宫。她没有被人害死,没有被调去别的地方,没有出什么意外。
她还在那口井边洗衣裳。
他忽然很想喝酒。
他不是一个好酒的人,在军中几乎不沾酒。但今天他想喝。他让亲兵拿来一壶酒,倒了满满一碗,一饮而尽。酒很烈,辣得他直皱眉,但他没有停,又倒了一碗。
第二碗喝完之后,他放下碗,看着碗底残存的酒液发呆。
他想起第一次见到白蘅芷的那天——她蹲在井边,唱着跑调的小曲,手指冻得通红。他坐在矮墙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她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慌,然后迅速低下头,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他那时候不知道她是谁。
他只是在经过那条夹道的时候,听见了有人在唱歌。歌声不大,断断续续的,夹在风里,若有若无。他本来应该直接走过去——他入宫面圣,不能耽误时间。但他的脚步不知怎么的,就往那个方向拐了。
他拐过夹道的拐角,看见了那口井,看见了她。
她蹲在井边,脸朝着水面,看不清表情。她的袖子挽到手肘,露出两截细瘦的前臂,皮肤白得几乎透明。她把衣裳在水里搓来搓去,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什么精细的活儿,而不是在洗衣裳。
然后他听见她唱的那句词:“多情总被无情恼。”
他忍不住纠正了她。
“你的曲子唱错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开口。他不是一个多话的人,在军中,他的话少到让部下以为他哑巴。但那天他开口了。不仅开口了,还在那堵矮墙上坐了一会儿。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坐一会儿。他应该走了。他还有很多事要办。
但他没有走。
他坐在那里,看着她洗衣裳。看了很久。
久到他自己都觉得奇怪。
后来他走了。走出夹道的时候,他把袖子里那块桂花糕掏出来——那是出门前厨房塞给他的,他没吃,随手揣在袖子里。他把桂花糕放在地上,放在她待会儿路过一定能看见的地方。
然后他走了。
他告诉自己:只是一时兴起。以后不会再来了。
但三天后他又来了。五天后又来了。然后是每两三天来一次,然后是每两天来一次,然后是每天都来——只要他在京城,只要他入宫,他一定会绕路经过那条夹道,在那堵矮墙上坐一会儿,看她洗衣裳,听她说话。
他不觉得自己在做什么特别的事。
他只是觉得——在那一小段时间里,他不是镇北将军之子,不是骁骑尉,不是边关的将领。他只是一个坐在矮墙上的人,面前有一口井,井边有一个姑娘。那个姑娘会给他塞纸条,会帮他配药,会在他说“你的曲子唱错了”的时候低低地“哦”一声,把“总”改成“被”。
这种感觉,他从来没有过。
他不知道该叫什么。
他只知道,如果有一天他不来了,那个姑娘还会在井边洗衣裳,还会唱那支跑调的小曲。但她的“总”会不会变回“被”,他不敢保证。
他不想让她变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