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刚从南凛边境回来的侦察营伤兵，额头缠着绷带，绷带下渗着血，同时又在发热呕吐。他躺在草席上攥着她的手说姑娘你怎么在这里。说他在战场上见过的死人比活人还多，他不怕死，只是还没娶媳妇。未婚妻是他村里的，他说好了春天回去成亲。邢沅没有挣开那只手。她蹲在那里，用另一只手从腰间的药袋里取出安神草药袋放在那士兵的枕边。然后她说你听好，这袋药是外敷的，不是冲服的。春末之前你还得回来拆头上的线——拆线那天给你换一袋新的。

她起身继续往前走。走完隔离区又回到药房盯着煎药炉上的火候，把新到的药材按批号重新排列，又去诊室检查新收进来的发热病例，一一登记脉象和用药反应。她独自撑了三十多个时辰——查房、调方、煎药、洗胃、补液、登记。军医学徒们在这种强度下轮班了几趟，她始终没有离开。只有在白老稍微清醒些时，她端药过去扶他靠着床头，喂完药又给他量体温。白老看着她在诊室和药房之间进进出出，忽然想起鹤老年轻时在军营里也是这样——不爱说话，但每个伤兵都照顾得到。他低声说了句：“你外祖父在你这个年纪，还没有你这手笔。”

邢沅把空药碗搁在他床头矮桌上，声音一如既往地淡：“您先退热再说。”随后回到药灶前，让学徒扶她靠着药柜歇片刻。睡过去前她盯着隔离区那盏油灯，想起母亲临终前也是被她这样一勺一勺地喂退热汤——母亲没有等到热退，但那挽在母亲脖后的手从那时起就没再松过。

祝云峥是在白老被感染当天夜里抵达军医营的。

他从雁鸣关主营出发，一路快马加鞭，赶到时正是午夜。守门的军医学徒看见是他，愣了一下，然后赶紧让开。祝云峥掀开诊室的帐帘，扑面而来的是煎药的苦味、烧酒的刺鼻味和病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汗臭味。诊室里挤满了发热的士兵，草席从墙根一直铺到门口台阶下。他在诊室里走了一整圈，没有找到邢沅，最后是在药房最角落的地上发现了她——背靠着药柜坐在凉席上，头歪在肩膀上，手里还攥着一本翻开的医案记录本。

他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来，就着油灯的光看了看她的脸。她瘦了。颧骨的弧度比在太姥山时更分明，眼底有深深的青影。手指还攥着那本医案，指甲缝里嵌着处理药材时染上的褐色药渍，虎口的茧痕比三个月前更厚。他伸出手想把她手里的医案抽出来，她立刻就醒了。那双冷泉般的眼睛在黑暗里极亮地盯着他，先看他的手，再看他的脸。

“你怎么来了。”

“听说军医营缺人。”

“不缺人。缺药。”

“那就送药。”他没有问她为什么不告诉他疫病的事。他不必问——她是来军医营当军医的，不是来找他的。他转身走到诊室门口，把随行带来的两箱药材放在地上，对身后的顾言之说了句“明早去雁鸣关调库存烧酒，有多少调多少”，然后走回来蹲在她面前，就像在竹屋里她蹲下来检查他的骨裂处时那样。

“你瘦了。”他说。

“你也是。”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在她旁边席地坐了下来。然后他低头看了一眼她手里那本医案记录本——上面每一笔都写得和周遭一样干脆利落，唯独沾着一些药罐壁上未干的药汁。他想起在太姥山最后那段日子，她就是靠这一手让所有病人忘了疼痛也忘了辗转难眠。他低声开口，不是命令，只是一个陈述：“我不走。”

邢沅没有说话。但她把他带来的那两箱药材拉到自己脚边，从第一箱里取出玄参，在他面前清点库存。片刻后她停下了数药的手，把压在竹篓底层大半年的那只空药碗翻出来放在他膝上。碗底的缺口依然朝着外侧，和他走时一样。她说病愈之前用这只碗喝药，这里的军医营没有多余的碗。她知道他不会走，就像她知道在雁鸣关的每一次换岗，他都仍然为她而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