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用到第五日，隔离区的重症患者开始退热。先是那几个年轻士兵的高热降了下来，能自己坐起来喝粥；然后是年长体弱者陆续有了转机——虽然退热慢些、恢复期更长，但最危险的高热谵妄阶段已经过去了。军医营里的学徒们第一次在晨会上露出了一点松动，有人甚至小声说了一句“冷面判官这方子，真能救命”。

邢沅没有听见这句话。她正蹲在隔离区最里间的一张草席旁，给一个刚退热的老兵把脉。老兵的脉象已经从细数无力转为和缓，虽然还很弱，但那股子燥邪已经退了。她松开他的手腕，把他的手放回被子里，又替他掖了掖被角。掖被角的动作和他在竹屋里养伤时她夜夜替他掖的一模一样——把滑落的被角轻轻塞回去，力道不轻不重，恰好压住肩膀外侧。那伤兵迷迷糊糊地说了句什么，她没听清，只是拿起空药碗站起身，转身走向下一张草席。她已经在隔离区连续守了数日。新方刚起效那两天她还能靠着药柜眯一两个时辰，白老退热后她卸下了最重的担子，但为了盯着重症的变化她依然不肯回休息间。

祝云峥也一直在。他把带来的两箱药材分发完后，每天帮着煎药、洗药罐、给隔离区送饭。军医学徒们起初看见他蹲在灶前拉风箱，全都愣住了——祝家少将军，蹲在草席边上用蒲扇扇火，围裙上沾着药渣和炭灰。有几个伤兵远远地想站起来行礼，被他按着额头轻轻推回去：“躺着。把粥喝完。”他的手指按在伤兵额头上时力道极轻，和他当年接第一把剑时掂剑把的姿势一样——探热。她在诊室另一头端着药碗走过，隔着好几张草席看见了那只手，脚步顿了一拍后继续往前走。她在伤员翻身喊渴时弯下腰，触到他们的脉门；在他替伤员散热时蹲下去，触到他们的额头。两人的手指在同一条药碗边沿无意中碰到过几次。谁都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每一次都在那种隔空而断的不期然触碰后各自继续低头做事。

第七日凌晨，又送来一批新的发热患者。邢沅在接诊时没有戴面纱——为了方便看舌苔和检查咽喉，她在隔离区里一直不蒙面。她从前在太姥山治过瘟疫，也治过各类发热患者，从来没人传给她，因为她从小被外祖父用各种强身健体的方子调理，底子够硬。白老骂过她很多次，每次她都不顶嘴，但依然不戴。这次其中一个新送进来的患者咳嗽得很凶，她被喷了满脸飞沫。她只是偏头用袖子蹭了一下眼睛，继续弯腰听诊。白老在隔壁床上听见了那阵咳嗽，挣扎着撑起身子，哑着嗓子喊人把她从隔离区拽出来。但学徒们不敢进去，没人拉得动她。

傍晚，她开始发热。

起初只是觉得冷。她在诊室里写医案，手指冻得发僵，以为是连熬数夜的缘故。起身去药房拿药时脚步开始发飘，扶着墙走到药柜前，从抽屉里取出玄参和麦冬，手却抖得连药秤都拿不稳。秤砣砸在案板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她低头看着自己发抖的手指，忽然觉得很可笑——她刚把新方用顺了手，刚把一批重症守稳了生命线，自己却倒在了最后一个夜班上。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把药抓好，煎好，端到休息间，自己喝下去，然后躺在窄床上盖上被子。被子很薄，她蜷成一团，把脸埋进枕头里。在病中昏昏沉沉的那段时间里，她做了很多碎片的梦。她梦见母亲坐在廊下给她梳头，一边梳一边哼歌；梦见外祖母握着她的手说“女人的天地不止后院和情爱”；梦见自己在石洞里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她没有犹豫，一把背起他，走入碎光。

她从梦里醒来时听见有人在叫她的名字。不是“邢医官”，不是“冷面判官”，是“阿沅”。那个人的声音很近很近，沙哑的、压抑的，像从胸腔里硬挤出来。她勉强睁开眼，被高烧烘得看什么都隔着一层雾，但雾里面她认出了那个轮廓。

祝云峥蹲在她床前，手里端着一碗药，手指攥着碗沿，骨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她不知道自己烧了多久，但从他眼底的血丝和下巴上新冒出来的胡茬来看，大概不会短。她张了张嘴，声音哑得像砂纸：“你来干什么……这里是隔离区，出去。”他低头看着这只他曾在枕下放了无数次药袋、如今却连推开他的力气都没有的手，忽然伸手按住她的手腕，不让她抽回去。

“我不走。”他重复了一遍他来这里第一天说的话，“你在这里，我就不走。”

她用被高热烧得混混沌沌的眼睛看着他。他蹲在她床前，距离很近，近到她能看见他眉骨上那道极淡的旧痕，能闻到他衣襟上沾着的药渣苦香和灶炭味。她知道他一直在煎药——这批退热汤全是她开的方子，是他在灶前看着火候一碗一碗熬出来的。她不怕自己生病，从小到大她都敢在自己身上试药，中毒三回她也不曾掉过一滴泪。可她怕传染给他——怕他因为她而再次骨裂复发，怕他在雁鸣关与邺城之间那些没打完的仗还没打完就倒在这间隔离休息室里。

“我没事。”她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