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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策死后第三天，大小姐开始吃饭了。

不是她想吃，是二小姐逼她吃的。

“姐姐，你不吃东西，身体会垮的。”二小姐端着一碗粥，坐在大小姐床边，语气又急又心疼，“绍儿还小，你要是垮了，他怎么办？”

大小姐坐在榻上，披散着头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眼睛看着窗外，不说话。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不是平静，是空了——像一间搬空了家具的屋子，四壁萧然，风一吹就呜呜地响。

二小姐把粥碗递到她嘴边，她就张嘴，咽下去，再张嘴，再咽下去。粥是什么味道，她大概尝不出来，只是机械地吞咽，像是在完成一项不得不做的任务。

吃了半碗，她摇了摇头。

二小姐没有再逼她，把粥碗放在一边，伸手替她拢了拢散落的头发。手指碰到她鬓角的时候，二小姐的手猛地缩了回去。

“姐姐，你的头发……”

大小姐的鬓角，多了好几根白发。不是一根两根，是一小片，像冬天的霜落在枯草上，白得刺眼。她才二十岁，正是女子最好的年华，可那些白发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刻在她的年龄上，告诉她——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

大小姐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鬓角，笑了一下。

那笑比哭还难看。

“老了。”她说。

二小姐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扑过去抱住大小姐，把脸埋在她肩窝里，哭得浑身发抖。大小姐没有哭，她只是伸出手，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拍着妹妹的背，像小时候哄她睡觉那样。

“婉儿不哭，”她说，声音轻得像一缕烟，“姐姐没事。”

“你有事！”二小姐抬起头，眼睛哭得通红，“你骗不了我！你从小就这样，越难过越说没事！娘死的时候你说没事，爹把我们许给孙策周瑜的时候你说没事，现在孙策死了你还是说没事！你什么时候才能说一句你有事？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替你扛一扛？”

大小姐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她看着二小姐泪流满面的脸，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可什么都没说出来。

过了很久，她轻轻叹了口气。

“婉儿，”她说，“姐姐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可你还年轻，你有周瑜，你还有好日子过。姐姐不能让你替我扛，姐姐只能扛着自己的。”

二小姐哭着摇头：“我不要你好日子过，我要你和我一起过好日子！”

大小姐没有再说话，只是把妹妹搂紧了。

窗外，石榴花落了一地。

红艳艳的花瓣散在青石板上，像一摊摊干涸的血。风一吹，它们就打着旋儿飘起来，飘到半空中，又落下去，像是在跳一支不知疲倦的、没有人看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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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策死后第七天，孙权来找大小姐。

他十八岁，脸上还带着少年的青涩，可眼神已经不像一个少年了。那种眼神大小姐见过——在孙策的眼睛里见过，在周瑜的眼睛里见过，在所有从乱世里爬出来的男人眼睛里见过。那是一种早早被催熟的眼神，里面有谨慎，有盘算，有一层薄薄的、谁也看不透的雾。

“嫂嫂，”孙权坐在大小姐对面，双手放在膝盖上，身子微微前倾，“大哥走了，江东不能没有主事的人。我年纪轻，才疏学浅，还望嫂嫂多多指点。”

这话说得客气，客气得像一把包了绸子的刀。

大小姐看着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她不是孙策的正妻，不是孙权的亲嫂子，她只是孙策“纳”来的一个女人。她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娘家的支持，手里唯一的筹码就是孙绍——可孙绍才两岁，连话都说不利索，能有什么筹码？

孙权不是来请她指点的，他是来告诉她——你安心待着，不要乱动。

“将军言重了，”大小姐说，声音平淡如水，“妾身一介女流，不懂军国大事。江东的事，将军做主就好。绍儿还小，妾身只求能把他平安养大，别无所求。”

孙权看了她一眼，目光里多了一些说不清的东西。有满意——满意她识趣；有愧疚——愧疚自己不得不来敲打一个刚死了丈夫的寡妇；还有一丝丝的警惕——警惕她说的不是真心话。

“嫂嫂放心，绍儿是大哥的骨血，我不会亏待他。”孙权站起来，“嫂嫂好好休养，有什么事，随时让人来找我。”

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没有回头。

“嫂嫂，”他说，声音低了些，“大哥生前，常常提起你。”

大小姐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

“他怎么说？”她问。

孙权沉默了一瞬，说：“他说，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嫂嫂。他说他欠你一场大婚，欠你一辈子安稳。”

大小姐没有说话。

孙权走了。

门敞开着，风从门外灌进来，吹得桌上的茶水泛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大小姐坐在原地，看着那圈涟漪扩散、消散、再扩散、再消散，直到水面彻底平静。

“青萝。”她叫我。

“夫人。”

“去把绍儿抱来。”

我把孙绍抱来了。两岁的孩子还不懂事，圆圆的脸上挂着两颗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看见大小姐就伸出两只小胖手，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娘！娘！”

大小姐把他接过来，抱在怀里。

孙绍身上有奶香，暖暖的，软软的，像一团会动的小棉被。他伸手去抓大小姐的头发，抓住了就往嘴里塞，被大小姐轻轻拉开，他就咯咯地笑，露出几颗小米牙。

大小姐低头看着他的笑脸，眼眶红了，可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绍儿，”她说，声音轻轻的，像怕惊动什么，“你长得像你父亲。”

孙绍听不懂，只是笑。

“你父亲是天底下最英雄的人，”她说，“可他走得太早了。你长大以后，不要学他。你要平平安安的，活到很老很老，老到头发都白了，牙齿都掉了，还要好好地活着。”

孙绍打了个哈欠，把头埋进她怀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大小姐抱着他，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着他的背。

“夫人，”我小心翼翼地说，“您也该歇歇了。这几天您都没怎么睡。”

“我睡不着。”她说。

“那我陪您说说话。”

她想了想，说：“青萝，你把我的琴拿来吧。”

我把琴抱来。她一只手搂着孙绍，一只手拨了几下琴弦，声音轻轻的，像怕吵醒怀里的孩子。那不成调，几个散乱的音符，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飘来飘去，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夫人，您在想什么？”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在想，如果我去求孙权，让我回皖城，他会不会答应？”

我愣了一下：“夫人想回乔府？”

她摇了摇头：“乔府已经不是我们的了。皖城换了主人，乔府大概也被人占了。我只是……我只是想离开这里。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他的影子。”

她说“他”的时候，声音忽然哽了一下。那一下很短，短到我几乎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可她抱紧孙绍的手泄露了一切——她的手指收紧了，指甲陷进襁褓的布料里，指节泛白。

“夫人，”我说，“您要是想走，我去跟孙权说。”

她苦笑了一下：“他不会让我走的。”

我知道她说的对。

孙权不会让她走。不是因为舍不得她，是因为孙绍。孙绍是孙策唯一的儿子，是孙氏血脉的延续。孙权可以善待他，可以封他做侯，可以让他衣食无忧，但绝不会让他离开自己的眼皮底下。而大小姐是孙绍的养母，孙绍在哪里，她就只能在哪里。

她走不了。

从孙策死的那一天起，她就被钉在了这里。不是被钉子钉的，是被“孙策遗孀”这四个字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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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大小姐的生活变得极有规律——卯时起床，梳洗，去孙绍的房间看他，陪他玩一会儿；辰时用膳，然后回房，坐在窗前看书或者发呆；午时再用膳，然后小憩半个时辰；下午偶尔弹琴，偶尔做针线，偶尔写几个字；酉时用晚膳，然后去孙绍房间哄他睡觉；戌时回房，坐在窗前，发呆，直到深夜。

她的话越来越少。

以前她还愿意和我说几句闲话，问问二小姐的情况，问问江东的时局。渐渐地，她什么都不问了。不是不想知道，是觉得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了。

她像一潭水，被人抽走了源头，虽然还没有干涸，可已经不再流动了。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映得出天上的云、岸边的树，可那些云和树都是别人的，不是她的。

有一次，二小姐来看她。

姐妹俩坐在窗前，相对无言。二小姐给姐姐带了桂花糕，是大小姐从前最爱吃的。大小姐拿起来，咬了一口，嚼了很久，咽下去，然后放在了一边。

“不好吃吗？”二小姐问。

“好吃。”大小姐说。

“那你怎么只吃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