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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五年，七月流火。

孙权给大小姐安排的别院，叫“清竹小筑”。名字起得好，清雅、幽静，听着像是个退隐山林的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地方。可大小姐住进去第一天就发现了——这地方所有的窗户都朝南，没有一个朝北的。

朝北的方向，是孙策墓的方向。

不是巧合。

是精心设计。

别院的管事姓陈，四十来岁，圆脸，说话和气，办事周到。每天早晚来请安，问夫人需要什么，缺什么，想吃什么。态度恭敬得无可挑剔，可大小姐每次和他说话，都觉得有一双眼睛藏在皮肉下面，把她的一举一动都记下来，回头一字不漏地报给孙权。

“陈管事，”有一天大小姐对他说，“我想给周都督府上的二小姐写封信，麻烦你派人送去。”

陈管事笑容满面：“夫人放心，小的这就安排。”

信送出去了，二小姐也收到了。可大小姐后来才知道，那封信在送出之前，先被送到了孙权的案头。信纸上每一个字都被仔细读过，确认没有任何“不妥”之处，才封好口送出。

不止是信。

大小姐出门，有人跟着；访客来，有人盯着；连每天吃什么、吃了多少、什么时候睡的觉、什么时候起的床，都有人记录在册，定期上报。

这不是过日子，这是被观察。

可大小姐从不抱怨。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处境——她是孙策的遗孀，是孙绍的养母，是江东旧部的“大夫人”。这个身份，既是她的保护伞，也是她的牢笼。孙权不会害她，因为害她等于寒了旧部的心；可孙权也不会让她自在，因为自在的人容易生事。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养起来。

锦衣玉食，笼中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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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院的生活，像一池死水。

每天早上，大小姐起床，我给梳头。从前在乔府，梳头要换好几个花样——坠马髻、灵蛇髻、飞天髻，一天一个不重样。如今不讲究了，怎么简单怎么来，有时候甚至不梳髻，直接用一根簪子把头发绾起来就了事。

“夫人，今天梳什么头？”我问。

“随便。”她说。

“梳个弯月髻吧，您梳这个最好看。”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我自作主张梳了，梳完了拿铜镜给她看，她瞥了一眼，“嗯”了一声，就转过头去看窗外了。

吃完早饭，她去孙绍的房间。

孙绍一岁半了，正是学走路学说话的时候。大小姐请了一个奶妈和一个教习嬷嬷，专门照料孙绍的起居和教育。可她信不过外人，每天都要亲自去看。孙绍学走路，她牵着两只小手，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孙绍摔倒了，她蹲下来，拍拍手，笑着说：“绍儿不怕，自己起来。”

孙绍每次看见她，都张着两只手朝她扑过来，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娘！娘！”

大小姐抱着他，脸贴着他的小脸，闭着眼睛，嘴角微微弯着。那是她一天里唯一会笑的时候。

可那种笑，和从前不一样。

从前她笑，是从心里往外溢的，像泉水从泉眼里涌出来，挡都挡不住。如今她笑，是嘴角弯了，可眼睛里没有笑意。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皮肉动了，心没动。

“夫人，”有一天教习嬷嬷小心翼翼地说，“小公子该学认字了。夫人想请什么样的先生？”

大小姐想了想，说：“不用请先生，我教。”

“夫人亲自教？”

“他是孙伯符的儿子，”大小姐说，“不能只会认字读书。他要学的，是在这乱世里活下去的本事。这些东西，先生教不了。”

教习嬷嬷不敢多问，退下了。

大小姐从那一天起，开始教孙绍认字。

没有用现成的字帖，她自己写。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在黄纸上，贴在孙绍的房间里。今天一个“孙”字，明天一个“策”字，后天一个“忠”字，大后天一个“义”字。

孙绍还小，认不全，也记不住。可大小姐不急，一个字教十遍，十遍不行就一百遍。

“绍儿，记住这个字。”她把孙绍抱在膝上，手指点着纸上的字，“这是‘孙’，是你父亲的姓。你是孙家的子孙，一辈子都不能忘了这个字。”

孙绍伸手去抓那个字，抓了一把，纸破了。大小姐没生气，重新写了一张，贴上去。

“夫人，”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小公子才一岁半，现在教他认字，是不是太早了？”

大小姐继续磨墨，头也没抬：“不早。乱世里的人，什么都比别人早。他父亲二十六岁就走了，他要是学晚了，来不及。”

她的手顿了一下。

“学晚了，来不及。”

这六个字，她说得很轻，可每一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砸出一个深深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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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久了，大小姐开始注意到来访的人。

不是看她的，是来看孙绍的。

孙策的旧部，有些是真心念旧，想来看看老主公的骨肉。有些是另有所图，想借着孙绍的名义给自己谋点什么。还有些，是孙权派来的探子，想看看大小姐有没有在孙绍耳边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大小姐对每一个人都客客气气的，端茶倒水，寒暄几句，然后就让奶妈把孙绍抱出来给他们看一眼。

“绍儿，叫伯伯。”她教孙绍。

孙绍奶声奶气地喊：“伯伯——”

来人就笑，摸摸孙绍的头，说几句“小公子长得像主公”“夫人辛苦了”之类的客套话，然后起身告辞。

没有一个人，是真的来帮她的。

他们都只是来看一眼，看完了就走了，像完成了一项任务。

大小姐把这些人的名字、身份、来的时间、说了什么话，都记在了心里。她没有笔墨记下来，就记在脑子里——她的记性一向好，一篇文章读两遍就能背下来。

“青萝，”有一天晚上，她忽然问我，“你觉得今天来的那个张将军，是真心的吗？”

我想了想：“他说了好几次‘主公在天之灵’，听着挺真诚的。”

大小姐笑了，是那种冷冷的、什么都看透了的笑。“他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孙权的耳目听的。他真正想说的那句话，始终没说出口。”

“什么话？”

“他想让我告诉他，孙权有没有亏待孙绍。”

我愣住了。

“夫人，您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进门的时候，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一眼院门口的士兵。”大小姐说，“那个眼神，不是在打量环境，是在确认——确认我是不是被软禁在这里。”

我忽然觉得后背发凉。

大小姐什么都知道。她知道自己被监视，知道来访的人各怀心思，知道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传到孙权耳朵里。可她从来不点破，从来不抱怨，甚至在面对那些人的时候，连一丝异样的表情都不露。

她不是看不透，她是太看得透了。

看透了，所以不说。

说破了，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孙绍没有好处，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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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小姐来看她。

姐妹俩一个多月没见了。二小姐一进门就皱眉头，东看看西看看，摸摸窗户，敲敲墙壁，最后把门关上，拉着大小姐的手，压低声音说：“姐姐，这地方怎么连个人影都看不见？院门口那两个兵是怎么回事？”

大小姐抽回手，拿起桌上的茶壶，给妹妹倒了杯茶。“那是孙权派来保护我的。”

“保护？”二小姐冷笑一声，“保护还是监视？”

“婉儿。”大小姐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警告。

二小姐咬着嘴唇，不说话了。

姐妹俩喝着茶，聊些家常。二小姐说周瑜最近很忙，天天处理军务，有时候半夜才回来，回来倒头就睡，连话都说不上几句。大小姐听着，嘴角微微弯着，偶尔点点头，插一两句“你多给他炖些汤”“别让他熬夜”之类的话。

可我知道，她在听的时候，耳朵一直竖着，听着外头的动静。院门口的士兵有没有走动，廊下有没有脚步声，窗户底下有没有人蹲着——她都听得一清二楚。

“姐姐，”二小姐忽然压低声音，“你在这里，过得还好吗？”

大小姐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好，怎么不好？有吃有喝，有人伺候，还有人保护，比在乔府的时候还舒坦。”

二小姐看着姐姐，眼眶红了。

“姐姐，你别骗我。”

“我没骗你。”大小姐放下茶杯，看着妹妹，“婉儿，你回去以后，告诉周瑜，让他放心，我很好。也告诉他——江东的事，不要因为我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