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安说：“不用了。”

周也说：“时安——”

陆时安说：“我说不用了。我不想跟一个陌生人说这些。”

他没有告诉周也，他害怕跟心理咨询师说话，是因为他害怕被诊断出更严重的病。他已经接受了“中度抑郁症”这个标签，但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接受“边缘型人格障碍”或者“双相情感障碍”或者别的什么。他怕医生说出一个更长的、更复杂的名字，然后开更多的药，然后他就更不像一个“正常人”了。

他只想做一个正常人。

一个不需要吃药的、不害怕被抛弃的、能好好爱人也好好被爱的正常人。

但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不配做正常人。

比如他。

大一的冬天，陆时安一个人在学校的天台上站了很久。

天台的围栏到他胸口的位置，他趴在围栏上往下看。下面是一个小花园，冬天了，花都谢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和干枯的草坪。远处是教学楼，亮着灯，有人在里面上晚自习。

他想起十四岁那年，他也是这样站在高处往下看，计算着跳下去能不能死透。

七年过去了，他还在做同样的事。

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卡在时间裂缝里的人——没有往前走，也没有往后退，只是卡在那里，不上不下，不死不活。

手机震动了。

是周也的视频通话。

他接起来，把手机举到面前。周也的脸出现在屏幕上，刚洗完澡的样子，头发还是湿的，穿着一件灰色卫衣。

“你在外面？”周也问。

陆时安说：“在天台，透透气。”

周也看了看他的背景：“天台风大不大？你穿够衣服了吗？”

陆时安说：“穿了羽绒服，不冷。”

周也看着他的眼睛，沉默了两秒，然后说：“时安，你在天台干嘛？”

这个问题里有一种东西，让陆时安的心突然软了一下。不是怀疑，不是质问，而是真正的、纯粹的担心。

陆时安说：“真的就是透透气。我最近睡眠不太好，出来走走。”

周也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说：“好。你早点回宿舍，天太晚了，一个人在天台不安全。”

陆时安说：“好。”

他没有告诉周也，他刚才在想从七楼跳下去会怎么样。

不是因为他想隐瞒，而是因为他觉得说了也没用。周也在一千二百公里之外，就算他说“我刚才想跳下去”，周也只能在电话那头说“不要”“你别这样”“你回宿舍好不好”。这些话有用吗？有用。但它们的作用是有时限的。挂了电话，那种感觉还会回来，而且会更强烈，因为他会觉得“我又让周也担心了”。

他不想再让周也担心了。

他不想再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所以他要学会自己处理这些。

他站在天台上，对自己说：陆时安，你有一个五年的约定。五年还没到，你不能死。你至少要活到五年后，见周也一面，然后你才可以做任何决定。

他把这句话在心里重复了三遍，然后转身，打开天台的铁门，走下了楼梯。

他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回荡，一下，两下，三下，像心跳，像倒计时，像某种他不知道怎么命名的东西在提醒他——

你还在呼吸。

你还在活着。

至少现在，你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