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川沉默了一秒，然后说：“我之前……是病人。”

陆时安愣住了。

“你也是——”

“对。”傅川说，“我大学的时候被诊断出重度抑郁症和边缘型人格障碍，住了两次院，吃了三年药。后来恢复得差不多了，去读了心理学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来这里工作。”

陆时安盯着他，觉得自己的眼眶开始发烫。

他不确定自己为什么想哭。可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走出来了”的人。他见过的所有人——医生、老师、同学、家人——都在外面，在河岸上，拿着救生圈朝他喊“你游过来”。而傅川是第一个站在水里的人，水深及腰，浑身上下都是湿的，但他在呼吸，在说话，在活着。

“你现在……还在吃药吗？”陆时安问。

“不吃了。停药一年多了。”

“你不怕复发吗？”

傅川笑了一下，这一次的笑容比刚才那个自然了一些，像是肌肉终于记起了正确的弧度。“怕。当然怕。但怕归怕，日子还是要过。”

陆时安握着那个被折成方块的宣传单，觉得自己的手心全是汗。

他说：“傅老师，我觉得我可能有双相。”

傅川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他甚至没有眨眼。他只是点了点头，说：“嗯。你愿意多跟我说说，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有双相吗？”

陆时安说了。

他说了自己情绪像过山车一样的波动，说了自己精力旺盛的时候整夜不睡写东西第二天还能正常上课，说了自己低落的时候连刷牙都觉得费劲，说了自己有时候会突然非常愤怒、非常烦躁、没有任何理由地想摔东西，说了自己有时候会突然非常兴奋、觉得世界特别美好、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他说了很长时间，中间停顿了几次，喝了三杯水。傅川一直在听，偶尔点头，偶尔问一两个问题，但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像一个容器，接住了陆时安倒出来的所有东西。

“你说的这些，”傅川在他停下来之后说，“确实有双相谱系的可能性。但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不能给你下诊断。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联系医院的精神科做一个专业的评估。”

陆时安说：“我不想吃药。”

傅川说：“评估不代表一定要吃药。你可以先了解自己的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陆时安低下头，看着手里那个已经被汗水浸湿的纸团。

“傅老师，你以前吃药的时候，有什么副作用？”

傅川想了想：“嗜睡，体重增加了差不多十五斤，手会抖。刚开始吃的那几周特别难受，恶心、头晕、整个人像在棉花里走路。但过了一个月左右，大部分副作用就减轻了。而且……”他顿了顿，“比起副作用，不吃药的后果对我来说更可怕。”

“什么后果？”

傅川看着他，那双深井一样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差点死了。”他说，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陆时安的手指抖了一下。

他见过这句话很多次。在网上，在书上，在别人的故事里。但这是第一次，有人面对面地、用他自己的嘴、说给他听。

“后来呢？”陆时安的声音有点哑。

“后来被救了。住院，吃药，做治疗。慢慢地，一天一天地，像拆一个很大很乱的毛线团，一点一点地拆。拆了三年，终于把自己拆成了一个勉强能看的样子。”

傅川说完，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一种东西，让陆时安的心突然疼了一下。不是因为同情，而是因为他认出了那种东西——那是被生活打碎之后又重新粘起来的人特有的表情。表面上看是完整的，但如果你凑近了看，能看到那些细细密密的裂纹，像瓷器的金缮，每一道都在说“我碎过”。

“傅老师，我想问你一个可能不太合适的问题。”

“你问。”

“你现在快乐吗？”

傅川想了想，说：“我不太用‘快乐’这个词。我用‘还好’。今天还好，这周还好，这个月还好。‘还好’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陆时安听到这个回答，突然觉得自己的眼泪终于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他哭了。

不是那种崩溃式的大哭，而是一种安静的、缓慢的流泪，像冰在室温下慢慢融化。他没有擦眼泪，因为他觉得在这个人面前不需要擦。这个人在水里，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湿的，不会因为他身上也是湿的而嫌弃他。

傅川没有说话，没有递纸巾，没有说“别哭了”。他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地陪着，像一个知道路的老朋友，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对迷路的人说：“我走过这条路，很难走，但能走出去。”

咨询时间结束的时候，傅川站起来，送他到门口。

“下周三下午三点，同一个时间，可以吗？”傅川问。

陆时安点头。

“回去之后，如果你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可以给我发消息。这是我的工作微信。”傅川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串号码，没有头衔，没有单位，干净得像一张白纸。

陆时安接过名片，看了一眼，放进口袋里。

他走到电梯口，按了向下的按钮。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的309室。门已经关上了，傅川不在门口。

陆时安走进电梯，看着自己的倒影映在电梯的金属壁上，扭曲的、拉长的、不太像自己的自己。

他想起傅川说的第一句话——“你可以叫我傅老师，或者直接叫傅川也行，看你习惯。”

他决定叫他傅川。

因为“傅老师”太远了，而“傅川”是站在水里的那个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