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晚的实习期，是在八月底结束的。
那天校长把她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开着空调。窗台上摆了一盆绿萝，藤蔓拖到地上，叶子上积了一层薄灰。
“江老师，这三个月的表现我们很满意。”校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翻着她的实习档案。“你要是愿意留下来，我可以跟教育局申请——不过你知道的，编制不好弄。可能要等。”
江晚点点头。没有说话。
“你有什么打算？”校长问。
“我——”江晚的手指在膝盖上交握着。“我想想。”
校长没有追问。他在档案上签了字，把档案合上，递给她。“想好了告诉我。”
江晚接过档案，走出办公室。走廊里没有人。学生还没开学，操场上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工人在给篮球架刷漆。油漆味被风带进来，有一点刺鼻。
她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看着远处香樟树。树叶在正午的太阳下面油亮油亮的。今年的蝉叫得特别用力——大概是感觉到了秋天的到来。
她还没有告诉林昭。
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怎么说。
那天傍晚，她们照常去了天台。夕阳和往常一样好看。云是淡金色的，一层一层地叠在天边。林昭坐在围墙上，脚悬在半空晃着。左手拿着一根冰棍，右手托着下巴。
“江老师，你今天不太对。”
江晚把目光从远处山脊上收回来。“哪里不对？”
“不知道。”林昭咬了一口冰棍。“就是——你说话只说一半。另一半在嘴里转一圈又咽回去了。”
江晚低下头，手指在围墙的水泥台面上轻轻敲着。敲了五六下。
“林昭。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林昭吃冰棍的动作停了。冰棍化掉的水滴在她手背上，她没有去擦。“什么事？”
“实习期——要结束了。”
林昭看着她。没有说话。手上的冰棍又滴了一滴水。啪嗒。滴在水泥台面上。
“什么时候？”她终于开口。声音很平。
“下周。”
“下周。”林昭重复了一遍。低下头看着手上开始融化的冰棍。冰棍的木柄歪了一下。“那你要走了？”
“回上海。”江晚说。“处理一些事情。那边的房子还没退。东西还在。”
林昭把冰棍放进嘴里，咬了一大口。嚼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嚼完了，咽下去。嘴唇上沾了一片冰棍的木屑。
“那你还回来吗？”
江晚没有回答。她抬起头，看着远方的天空。天边最后一丝金色被云吞进去了。灰色的云层从山的那一头涌过来，像一床被角叠得不齐的棉被。
“我不知道。”她说。
林昭把冰棍的木柄掰成了两截。咔嚓。很小的声音，在空旷的天台上特别响。她把两截木柄放在台面上，对齐，又拆开。对齐，又拆开。
“江老师。”
“嗯？”
“你上次说——你上次说‘我在这里就够了’。你说你也喜欢我。你说我们可以每天来天台。”她的声音不高。不是质问。是陈述。像在整理一件一件被放在桌子上的东西。“那现在是什么意思？”
“我——”
“你要是觉得不可以，直接告诉我。”林昭把掰断的木柄从台面上扫下去。木柄掉在地上，弹了一下，滚进了墙角的草缝里。“你说‘林昭，我之前的话都不算数’——只要你说了，我马上走。”
沉默了很长时间。
天台上的风大了起来。香樟树的树冠被吹得摇摇晃晃的。有一片枯叶从树上掉下来，打着转，落在林昭的膝盖上。林昭没有去拿。她盯着那片叶子。叶子上有虫咬过的洞。
“我没有说不算数。”江晚说。声音很轻。像从很远很远的的地方吹过来的一阵风。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意思是——我没有把握。”江晚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揉了揉眼睛——没有哭，但眼睛很涩。像看太长时间的书。“回上海。退房子。拿东西。这些都得做。但这些做完以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回来。”
“你怕什么？”
“我怕——”
“你怕我又是一个苏晴吗？”
江晚的身体僵住了。林昭第一次在江晚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不是害怕。不是悲伤。是被戳中。是被自己最想藏起来的东西迎面撞上了。
“江老师。”林昭从围墙上跳下来，站在江晚面前。“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她。”她蹲下来，让自己和坐着的江晚视线平齐。“你听好了。苏晴选了她妈妈。我不会。她转身走了。我不会。她丢下你一个人在那间屋子里。我不会。”
每一个"我不会"都说得特别重。重到天台上的风都顿了一下。
江晚看着她。林昭的眼睛在暮色里是褐色的。不是那种很深的黑色——带一点咖啡色的褐。很认真，很稳。
“我——”江晚的声音哽了一下，“我怕我承受不了第二次。”
林昭没有说话。过了很久，她伸出右手，用拇指轻轻地揩了一下江晚的眼角。那里没有眼泪。但拇指还是在那里停了两秒。然后收回去。
“你不用承受第二次。因为我不是第二次——我是第一次。是你的第一次。是你遇到的、不会走的人。”
蝉鸣声在天台下面忽然炸响。一大片。像整个世界忽然被声音淹没了。
江晚离开的那天，是九月一号。
青云中学开学了。操场上站满了学生，校长的致辞从广播里传出来，在校门口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回声——“新的学期——新的开始——”。但江晚已经不在学生队列里了。她提着行李箱，站在长途车站的候车室里。
候车室很小。只有四排蓝色的塑料椅，和一个售票窗口。墙上的风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转，吹出来的风是热的。空气里有泡面的味道，和一个中年男人身上的烟味。墙角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地图，地图上标的几个地名已经被水渍泡模糊了。
林昭站在她旁边。
她们没有说话。候车室里的广播响了一下，播了一条班次变更通知。然后又是一片沉默。只有一个老太太在第三排座椅上打盹，发出均匀的鼾声。
江晚看了看手表。还有二十分钟。
“你回去吧。”她对林昭说。“要迟到了。开学第一天。”
林昭没有动。
“我等你上车。”她说。
江晚看着她。林昭穿着校服。白色的短袖，深蓝的长裤。头发剪短了一些。耳边的碎发贴着太阳穴，被汗粘住了。她大概是跑过来的——从学校门口到长途站，跑得气喘吁吁的。胸口还在轻微地起伏。
“你跑来的？”
“嗯。”
“傻不傻。”
“傻就傻。”林昭把手塞进口袋里。口袋里有一包纸巾，揉得皱巴巴的。她摸到那包纸巾，但没有拿出来。
广播又响了。这次是检票通知。
“开往上海的班车。十点发车。请乘客到检票口排队。”
候车室里一阵轻微的骚动。打盹的老太太醒了。抽烟的中年男人掐灭了烟，站起来，拎起地上的编织袋。编织袋的提手断了一根，他用另外一根勉强拎着，走得歪歪斜斜的。
江晚没有动。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车票。票上印着一行小字——从青云镇到上海，全程7小时。红色的日期戳盖在票根上。手指摩挲着纸张的边缘。纸有一点软，在手里握久了，被汗浸湿了一个角。
“林昭。”
“嗯？”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记得。香樟树下面。你在发呆。太阳晒得你脸很红。”
江晚笑了一下。“那天我以为这个镇子什么都没有。”她停了停。“后来发现——不是的。”
“有什么？”
“有你。”
林昭偏过头去。假装看墙上的地图。她的耳朵根红了。从耳根一直红到脖子。
检票口的队伍越来越短。最后一个人验了票，走进了站台。检票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穿着蓝布制服，袖子卷到手肘，露出被太阳晒成两种颜色的手臂。她往候车室里看了一眼。
“还有谁去上海？快点。要发车了。”
江晚的手攥紧了行李箱的把手。把手的皮革上全是她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