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槌落下的声音比我想象的要轻。

“咚”的一声，不大，像有人在隔壁关了一扇门。书记员念完庭审纪律，审判长宣布开庭。我坐在原告席上，背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十指交叉，扣得很紧。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指控嫌疑人周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害人——我——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

我抬起头看向那个人——不是旁听席上的那个，是被告席上的那个。

他穿着橘色的马甲，头发剃短了，露出一道还没完全愈合的疤痕，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蜈蚣趴在头皮上。他没有看我，看着法官面前的国徽，嘴角是平的，眼皮是垂的。公诉人开始宣读证据，第一份是我的伤情鉴定报告。左肩锐器伤，伤口长4.5厘米，深达肌层，左上臂及颈部多处软组织挫伤。

第二份是现场勘验笔录，书桌上提取的指纹与被告人左手拇指指纹一致，镇尺上的指纹与我的右手拇指、食指、中指指纹一致。公诉人的声音没有感情，像一台复印机，一页一页地往外吐纸。第三份是录音。那段录音我听了无数遍，用不同的设备，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情绪里。我已经能背下来了。但法庭上放出来的时候，眼泪还是流下来了。

不是因为我害怕，是因为我在录音里听到了那个声音——那个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的声音。发抖，喘不上气，在刀刃插入肩膀的那一刻发出的那声短促的、被掐断了的叫喊。旁听席上有人咳嗽了一声，有人挪动了椅子，有人在用纸巾擦眼睛。他没有动，头都没抬，看着自己的手指，手指搁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质证环节，被告人律师站起来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你在进入书房之前是否已经预感到了危险？”

“是。”

“第二个，你明知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进去？”

我看着他——被告席上的那个人，还有律师身后的那个空座位。那个座位是空的，本该坐着的人已经不在了。

“因为那是他的书房。”

律师顿了顿，问了第三个，也最要紧的问题：“你在砸下镇尺之前，是否已经确信自己面临生命危险？”

我把左肩的衣服往下拉了一点点，露出那道疤。疤痕是粉红色的，凸起的，像一条蜈蚣趴在锁骨下面。法庭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头顶日光灯的嗡嗡声。

公诉人站起来宣读了司法鉴定意见，被告人的后脑损伤系被钝器击打所致，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与我身体的损伤程度相当。审判长问被告人有没有什么要说的。他抬起头，第一次看向我。那个眼神我见过，在很久以前的某个晚上，在她从书房拿出文件袋的那个瞬间。那是猎人看到猎物走进陷阱时的眼神。

“我没有想杀她，我只是想吓唬她。她那些伤是自己弄的，她想栽赃我。”

我忽然哭了。不是那种慢慢的、一行泪顺着脸颊流下来的哭，是忽然的、控制不住的、像心里堵了很久的水坝终于裂开了一道缝的那种哭。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啪嗒啪嗒地落在桌面上，落在我放在桌上的手背上。用手背擦了一下，又涌出来了，擦不干。

我嘴唇抿得发白，牙齿咬着下唇，咬得嘴唇都破了，铁锈味在舌尖上漫开。可是眼泪不听我的。它们自己往下掉，大颗大颗的，滚烫的，砸在陈述书上，把那些打印体的黑字洇花了，墨迹晕开，像一朵一朵黑色的花。我伸手去抹，手指碰到湿透的纸，墨沾在指尖，黑黑的，像洗不掉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