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郭老师。”

我不是没有困难。我有，而且不少。只是我说不出来。但他大概知道了。隔壁班班主任的话，他听了，没有反驳，也没有转身就来找我谈心。他只是用他唯一拿手的方式——物理题——给我留了一扇门。那是我在方城中学收到的第三份善意：第一份来自已经回家抱孩子的方老师，第二份来自总爱拖堂却会偷偷给我塞学习资料的梁老师，第三份来自一个刚接手我们班还不满一周的物理老师。我默默决定把这门物理课学到极致。不是怕他，是不想让他觉得他那扇门是留给一个没反应的房间。

新班主任上任之后，班里的风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排那几个爱捣乱的男生收敛了不少，作业交得比以前齐了，迟到的现象也少了。郭老师不打人不骂人，但他有一种本事——就让全班都觉得迟到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不为别的，只为他每次七点整就站在教室门口，靠着门框，手里拿着一杯热茶，不紧不慢地喝着。你七点零一分跑进教室的时候他会看你一眼。不凶，不点名，不罚站，只是看着你，然后低头看手表，再看你，然后微微点一下头。就这一个动作，能让迟到的人愧疚一整节课。林蔓有一次被堵在门口，他说“下次早点出门”，林蔓说他只说了四个字，但她觉得自己这辈子的脸都在班主任面前丢完了。之后她每天提前二十分钟出门，再也没有迟到过。

后排的变化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我坐在前排，成绩稳定，听话懂事，属于那种老师永远不用操心的学生。但有一个小问题：我的后座。后座是个男生，叫何骏，瘦高个，皮肤有点黑，头发永远理得很短，鬓角推得光光的。他成绩中等，上课不怎么举手但也不说话，在班上属于那种不惹事但也不出彩的类型。初二的时候他坐得离我很远，我们几乎没说过话。这学期排座位，他的座位被安排在我正后方。

起初我没有特别注意他。只是偶尔他会在我弯腰捡笔的时候在后面咳一声，声音很轻，像是在清嗓子，又像在提醒我什么。我以为是自己想多了。后来他不咳了，改成踢我凳子。不是用力踢的那种，是拿脚背轻轻碰一下凳子腿，碰一下，再碰一下，频率毫无规律，有时候连着好几下，有时候隔很久来一下。声音不大，只有我自己能感觉到凳子脚的震动。

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是他不小心。第二次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在低头翻书，表情很自然，像是根本没动过。第三次的时候我转回去没说话，把凳子往前挪了一点。第四次的时候我放下笔，深吸了一口气。林蔓在旁边侧头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何骏大概以为他的动作够隐蔽。但其实一次比一次明显。他从碰凳子腿升级到踢凳子腿，从上课踢升级到课间也踢。有一次我站起来去交作业，回来的时候看到他身体前倾趴在我椅背上写练习册，他看见我回来，笔尖顿了一下，把胳膊缩了回去。林蔓在我旁边哼了一声，眼神冷得像能冻住玻璃窗。何骏假装在看窗外，但耳朵尖红了。他大概是觉得碰凳子是一种接近我的方式——他不好意思跟我说话，又想让注意到他。他不知道这个动作对凳子上的人来说不是关注，是骚扰。

这件事我没有立刻告诉郭老师。我觉得自己可以忍，也许过几天他自己就消停了。但他没有。

到了第三周，我已经忍不下去了。那天下午自习课，我正在做一道物理计算题，写到第三步的时候凳子又被踢了一下。不是碰，是踢，力气比之前都大，凳子弹起来撞了一下我的尾椎骨。不算疼，但我整个人往前栽了一下，手里的笔在作业本上划了一道很长的墨痕。

我把笔放下，没有回头，站起来，直接走出了教室。

走廊上没有人，我走到办公室门口，敲了门。郭老师坐在办公桌前改作业，看见我进来，放下红笔。“什么事？”

“郭老师，我想换座位。”

“为什么？”

“何骏一直在踢我凳子。”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语气很稳。没有任何哭腔，没有委屈巴巴的表情，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郭老师看了我大概两秒。他没多问，没有说“你确定吗”“是不是误会”之类的话。他只是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你先回去。”

那天下午何骏被叫去了办公室。他被叫走的时候我正在座位上写物理作业，他从我旁边走过去，脚步很快，没看我。人去的时候腿是僵的，走廊上传来的脚步声比平时重一倍。他进去了大概十来分钟。没有人知道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但后排靠窗的几个男生说他们听到了郭老师的声音从办公室里传出来——不是怒吼，是那种不紧不慢的、一句一顿的声音，但每个字都像是用铁锤敲在砧板上。郭老师的声音不像训人，逼问感却比挨一顿吼更重，因为他不是靠音量压制，他是靠道理。他是那种批评人的时候不翻旧账、不人身攻击、不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而是把你做错的每件事一件一件给你摆出来，问你这件事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每一句问话都比骂人更让人头皮发麻。

何骏回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不是哭过的那种红肿，是憋着没哭出来、忍得眼球充血的那种红。他回到座位上，再也没有踢过我的凳子。一次都没有。他甚至连靠我凳子背都不敢靠，每次写作业的时候都把自己的桌子往后挪两寸，离我的椅背远远的，下课之后如果他要去别排串门也从另一条过道绕过去。

这件事很快在班里传开了。课间的时候几个女生围在一起小声议论，说郭老师把何骏训了一顿，说温叙去告状了。林蔓怕我听到之后不开心，说你别管她们，她们就是闲的。又过了一天，赵婉婷和另外两个平时跟我关系一般的女生凑过来，先是问我“你觉得何骏会不会记恨你”，然后又话锋一转，用一种过来人的语重心长劝我，“其实你也不用太计较啦，男孩子喜欢人的方式笨笨的，你是不是该去给他道个歉？人家只是喜欢你，又不是故意想害你。”

我放下笔，回头看她。赵婉婷的表情很认真，眼睛里是那种真心实意觉得“这件事可以大化小”的关切。她是真觉得应该由我去给那男生一个台阶下，大概在她看来一个女生被男生用踢凳子的方式喜欢上了反而应该含笑接受，而不是搬班主任来修理他。“不是我的错，”我说，“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踢我凳子，我不开心了。我不道歉。”

赵婉婷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她张了张嘴，大概想说我“你怎么这么冷”，但林蔓从旁边伸过手来拦住了她，把桌子一拍：“她觉得歉谁就歉谁，她不想道歉就是不想道歉。来劝的和那个踢凳子的差不多，都以为女生该当软柿子。”赵婉婷气得把练习册往桌上一拍，和她那两个小姐妹一起走了。林蔓对着她们的背影翻了个白眼，然后转头看我，对我竖了个大拇指。我低头继续写物理题，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后来何骏托一个共同的朋友传话，说“不用道歉”。语气听起来很大度，好像是他宽恕了我一样。但我很清楚，他不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他只是想在我面前博个好印象——不说“赢”，要说“不用”——用这种故作大方的姿态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我没领这个情。不是我心硬，是我知道一旦我领了，他就会把这次“宽恕”当成下一次接近我的理由。有些界限必须一次性画清楚，否则对方会以为那条线是用粉笔画的，可以擦了再画。

郭老师没有找我谈话。他只是在我交上去的物理作业本里夹了一张便利贴，上面用红笔写了一行字：“你做得对。物理题做得也对。”那张便利贴我保留了很久，后来胶面失了粘性从本子里掉出来，我又用透明胶带把它粘了回去。透明胶带在便利贴边缘反着光。作业本被反复翻阅，透明胶带下的红字被磨得有些模糊，但每次翻到那一页，都能让我觉得不是自己一个人。

何骏事件平息之后，初三的日子滑入了更加机械的节奏。早晨六点半起床，七点到校上早自习，上午四节课，午休的时候边吃饭边背化学方程式，下午三节课加一节自习或物理加课，晚上写作业写到十一点。课桌上永远摞着做不完的卷子。数学老师发的是往年中考真题，英语老师发的是完形填空专项训练，化学老师发的是方程式配平练习。各科老师像比赛似的抢着占用晚自习时间，郭老师一般不抢晚自习，但他有一个让全班闻风丧胆的杀手锏——随堂测验，毫无预兆，进教室之后就一句“把书收起来”，粉笔一挥写出五道题。物理课的随堂测验成绩会计入平时分，所以谁都不敢怠慢。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保持了那个习惯——在走廊上多走两趟。经过四班门口的时候，脚步自动放慢。体育课上，在跑步的间隙，目光会不自觉地往男生组那边扫一眼。他还是那样，安安静静地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上课时偶尔推一下眼镜，下课时偶尔跟陈屿讨论题目，偶尔被陈屿逗得笑起来，露出我记忆中那个毫无防备的笑容。只不过初三之后他笑得更少了，大概所有人都笑得更少了。

那本《平凡的世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看完了。他课桌上换了一本新的——《围城》，钱钟书的。书脊是深灰色的，夹着一枚金属书签，书签的绳子是墨绿色的，垂在桌沿外面轻轻晃荡。方城中学的风还是从一楼走廊灌进来，吹起女孩们的碎发和桌上没压好的卷子。早上经过学校门口的花坛，围栏里那些凤仙花已经枯得差不多了，只剩几根光秆。下午放学时的阳光不再是橘红色的，而是白得刺眼，像日光灯没装灯罩。夏天快要来了，中考也快要来了。而我还在看隔壁班的门牌，还在记他推眼镜时用的是哪根手指；我还在这里，一如既往。